在我们《人民文学》编辑部的走廊上，展陈着历任主编、副主编的照片，茅盾先生在最前面。每天清晨上班，我都会与他深邃、冷峻的目光迎面相撞，由此开启具有仪式感的一天。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个月，《人民文学》杂志创刊，茅盾先生出任首任主编。他亲笔写下发刊词，提出《人民文学》既要繁荣文学创作、推介文艺理论，也要深耕大众文学、对接时代脉搏，既要传承民族文脉，也要吸纳世界新知，奠定了《人民文学》扎根人民大地、兼容古今中外的正大格局。他是我们刊物的开山之师、立刊之魂。中国的作家们何其有幸，能在茅盾先生开创的文学疆域里一展才华；我们何其有幸，能在他领衔的文学殿堂领受文学恩典。

同时担任新中国文化部部长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的茅盾先生，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常常在深夜细读无名作者的来稿，在海量的文字里不厌其烦地打捞新中国文学的希望之光。王愿坚回忆茅盾先生点评他的作品时说：“他对我一篇不满二千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去谈论它，而且给了那么热情的称道和鼓励。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何止王愿坚！还有杜鹏程、峻青、茹志鹃、林斤澜、管桦、王汶石、玛拉沁夫、冯骥才，等等等等，一批又一批写作者在茅盾先生的鼓励和提携下走上文坛，不断在《人民文学》等刊物推出优秀作品，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符号。因此，作家们赠送给茅盾先生“文坛保姆”的美称。

茅盾先生是伟大的革命作家，毕生坚守“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早年他发起文学研究会，痛斥无病呻吟、向壁虚构的浮华文字，主张写作者走出书斋，走进市井田野，直面黎民百姓的悲欢。他不认同脱离现实的风花雪月，提出文学应当照见整个社会与民族命运，而非自限于狭小的个人情绪。与此同时，他反对两种创作误区：一是概念化、脸谱化的书写，把人物沦为空洞符号；二是堆砌琐碎日常、缺乏时代重量的流水账。他主张作家既要积累丰厚生活，更要具备洞察社会的清醒头脑，透过世相表象挖掘内在矛盾。为写《子夜》，他深入上海交易所、工厂、乡间，走访实业家、工人、乡绅，摸清资本与权势、城市与乡土的复杂纠葛，孜孜以求，才描绘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全景式画卷。今天，我们身处大变革的时代，城乡转型、行业变迁，中国大地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普通人的命运流转处处蕴藏着写作的巨大矿藏。但有些写作者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困于私人情绪的闭环，沉溺于悬浮的虚构叙事，缺少对真实社会的体察，这样的文字，如何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茅盾先生兼容并蓄、厚积薄发的创作态度，也值得每一位写作者自省。他通读中外文学，译介四十余国两百多部作品，深耕传统小说，又吸收西方叙事技法，才形成独树一帜的油画式立体叙事；晚年仍呼吁作家沉心打磨长篇，拒绝快餐式、粗制滥造的文字。今天，在流量裹挟之下，速成写作、碎片化表达成为常态，不少创作者缺少长期沉淀，视野狭隘、储备单薄。我们应当学习先生，既要扎根生活，拓宽观察边界，也要广泛吸收古今中外文学养分，不浮躁、不速成，以长久积累支撑厚重表达。

茅盾先生一生横跨作家、理论家、编辑多重身份，从《小说月报》革新新文学，到以《子夜》铺展时代长卷，再到捐出毕生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激励长篇小说深耕，他始终把文学作为推动时代进步的武器，永远保有对底层的共情、对光明的期许。他写苦难不陷入绝望，剖析弊病不丢失理想，主张文学既要揭露现实，也要给人前行的力量。一条广阔深邃的现实主义道路贯穿始终，这也是留给今天写作者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过：“死而不亡者寿”。茅盾先生离开我们很久了，但他的作品、他的文学观、他深刻而浩瀚的文学实践，包括他对后辈的提携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传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而是作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被时间保留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寄托在厚重的历史中。他和古代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杜甫、范仲淹、陆游、辛弃疾，到同时代的鲁迅、艾青等，心怀天下，情系苍生，用不朽的作品，塑造和诠释着不朽的中国文学精神。纪念茅盾先生，就是追慕这个伟大的文学传统；纪念茅盾先生，就是不断向伟大的先贤致敬。

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作者系《人民文学》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