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批评也可以“紧张惊警”

感谢《星星》年度诗歌的各位评委，在2025年众多的诗学批评文章中，注意到了《一本辑刊、一个专题与“90年代诗学”兴起的针对性》这篇小文，并给予认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鼓励。近年来，由几位年轻诗歌批评家发起并主导的，有关所谓“漫长的90年代”的批评，一度成为诗歌批评领域的热点话题。这篇小文的写作，也试图有所对话、回应，以个人回溯的方式，梳理“90年代诗学”兴起时特定的氛围、心情以及具体针对性，并进一步探讨了曾经的活力和针对性，又如何流失于后来90年代诗歌自我命名、自我合理化的叙述中。文章写得有些曲折，甚至隐晦，意图不是要为“90年代诗学”申辩，而是指向了对某种沉积已久的认知惯习、感受惯习的检讨。比如，基于迫切现实感觉的反思，往往浅尝辄止，过于明快，尚未深入问题的复杂性，就基于简单的类比、直观的推论，引出一些宏观的结构性判断，以至看似应该拓展未来可能性的批评，反而重新落入到一些固化的观念结构中。“诗歌是文化的一角”，这样的问题并非孤立，同样制约了当代人文思想的展开，而能否意识到“未被考察和问题化的无意识”的潜在支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批评可否起到更长远的建设作用。

文中这一点未尽之意，或许连带了某种对诗歌批评功能的个人理解：基于对现代诗文化“异端”角色的觉悟，为现代诗的独特美学追求和文化使命辩护，长久以来构成了诗歌批评的内在动力，但久而久之，这也会在写作和批评之间造成一种相互印证的封闭性。我觉得，在说明、阐释和表彰诗人的努力之外，诗歌批评的可能性之一，恰恰是要主动突破上述“重言”的状况，通过细致、敏锐的心智工作，尽量松动沉积在写作、阅读和阐释之中的观念结构，让当代诗从看似先锋、异端而实则安稳的“舒适区”中多少走出来，在变动的当代情境中，始终保持它“紧张惊警”的针对性和活力。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理解，考虑得并不周全，借这个机会，也想就教于在座的各位师友。

再次感谢四川省作协，感谢成都文理学院，感谢《星星》诗刊，授予我如此珍贵的奖项，有了这样的鼓励，让我对自己选择的批评路径，也有了更多一点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