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渝诗人所展开的先锋诗歌创作实践，无疑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成都与重庆这两座城市，究竟以何种独特的文化气质与精神力量，源源不断地为诗人们注入充沛的激情与创造力，催生出影响深远的诗歌浪潮，并持续感召着后来者。这显然是一个难以简单归纳、判断的诗学话题。但从“四川诗歌联展•成都卷”所呈现的作品中，我们又似乎能触摸到某种内在的肯綮。

显而易见，作为地域与地理空间的独特载体，“城市”历来都是现代诗人群体赖以生存、沉思与创作的重要温床，更是诗性精神得以生发、沉淀与传播的文化场域。而置于巴蜀文化版图之中的成都，自古便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文脉相续，源远流长。“自古诗人例到蜀”，不仅是文坛佳话，更是一种文化宿命与精神血缘。本土先贤杨升庵、苏轼等人以巴蜀文化为底色，笔蘸川蜀山川灵秀之气，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其诗文之中亦由此孕育出超凡脱俗的精神果实——兼具柔韧的生命质地、深邃的哲思意蕴与超越时代的艺术品格。而作为入蜀的外来诗人，杜甫、陆游等人亦在此获得了至为珍贵的生命滋养与创作灵感。杜甫曾目睹“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锦城盛景，于市井繁华中体味人间烟火与家国情怀；陆游则沉醉于“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的清幽雅致，在花香与书香间安放诗心。及至他们相继离开成都，方才恍然意识到，这座城市曾赠予他们人生中一段安宁而丰盈的岁月，留存下永不褪色的生命印记与诗行篇章。而这些不朽的诗文与精神记忆，又反过来浸润、滋养着成都的城市文明。

进入新世纪以来，成都作为中国诗歌重镇的地位始终岿然不动。究其缘由，一方面在于当代成都诗人始终坚守创作初心，以持续稳定的高质量书写，不断为诗坛注入鲜活力量。梁平、龚学敏、张新泉、柏桦、翟永明、娜夜、李亚伟、杨黎、尚仲敏、哑石、吕历、何小竹、李自国、李铣、张卫东、凸凹、向以鲜、阿库乌雾、李龙炳、李永才、依乌、伦刚、赵晓梦、杨献平、干海兵、黎阳、敬丹樱、马嘶、鲁娟、熊焱、希贤、程川、余幼幼、康宇辰、莱明、加主布哈、蓝格子等一批不同年龄梯队、不同艺术向度的诗人，以各自鲜明的写作姿态与追求，共同构筑起新时代成都诗歌图景；另一方面，《星星》《草堂》两本诗刊深耕诗坛，在当代诗歌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扶持与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诗意早已内化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蕴，融入市井烟火与日常肌理，使成都始终葆有浓郁而绵长的诗性气质。

《四川文学》在本年度推出“四川诗歌联展”，意在梳理川派诗歌、呈现地域诗群、扶持本土创作，同样可圈可点、值得一表。“成都卷”汇集本土老中青几代诗人之作，从“40后”到“00后”，既是对成都当代诗歌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亦是诗人观照时代、以诗心回应土地的真诚表达。这些诗篇，或行走于山水之间，落笔锦江春色、罨画池梅、花楸山云；或沉潜于日常烟火，书写人间情味、生命况味、岁月静气；或在语言中探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新的诗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巴蜀诗群，以开创性的艺术实践，极大拓宽了汉语诗歌的表达边界。时代更迭间，中国诗坛生态早已转向全新的局面，诗人的交往方式、创作形态也随之改变。尤其近几年AI技术的出现，让我们尚未挣脱现代性的桎梏，又直面新的时代命题：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悬浮，创作中的长久失语、混沌呓语成为普遍困境。身处其中，成都诗歌也呈现出看似扁平化的群体写作趋势，但若深入观察，个体诗人的独特创作又总能带来意外惊喜。

这或许预示着中国诗歌的未来走向：创作将愈发趋向私人化，诗人的身份标签逐渐模糊，最终回归个体与个体之间纯粹的精神对话与心灵注视。即便如此，在这座历史厚重、开放包容、兼具经济活力与科技高光的城市，诗人们的创作依然沉淀着独属于自身的鲜明特质，在时代流变中坚守着诗歌的本真与锋芒。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面貌日渐趋同，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也随之陷入同质化的局面。许多作品在语言调性、精神内核上愈发相似，犹如流水线雕琢出的网红面孔，千人一面，难以分辨个体特质。又如标准化生产的连锁咖啡，遵循统一配方、固定流程，最终只剩雷同口感，丧失了独有的风味与灵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都诗人们的诗歌如何坚守本土根脉、保持鲜活的在地性，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且亟待回应的命题。

然而，人们对此极易陷入一种认知误区，以为只需简单镶嵌地名、方言、风物特产等浅表符号，再辅以泛化的情感抒发，便是践行了“在地写作”。实则真正的在地书写，是将切身的此时此地经验、城市肌理与生命体验深度融合，转化为直击人心的精神力量与诗性品格，唯有如此，才能挣脱平庸，写出独属于自身的真诚与深刻。在本期诗歌专辑中，我们还是能看到这种可贵的探索：喻言的《斜街》，以一条寻常街巷为入口，“我沿着它越走越远/直到城市隐秘地带/这条街有一种向下的力量/让我无法停止”，将城市空间的行走，升华为对生命轨迹与内在力量的隐喻，既携带着成都的地方气息，又抵达了普遍的生命共鸣；邓翔的《雾中山》，虽未直白点明具体地名，却以即景白描的笔触，定格所见所感，勾勒出一幅空灵悠远、余味绵长的诗意画卷；山鸿则以凝练的哲思介入当下，“那是只麻雀。它并不惧怕成为目标”，在日常物象中锚定此在的存在与勇气；而伦刚别出心裁，将父亲与帕瓦罗蒂并置，在一种碰撞中抵达兼具人生温度与精神辽阔的“此在”。

尤为值得玩味的是，当下生活、写作于成都的诗人群体，大多来自省外或省内各地，他们心底都珍藏着一个不可替代的原乡。双重的生命履历、双重视角的凝视与回望，让他们笔下的意象和句子，既带着原乡的深情烙印，又浸润着成都的城市气质，在交融与审视中，生发出更为独异的诗意味道。

而成都的城市气质，“闲适”二字，早已超越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深入肌理的精神底色。这里的人们即便在奋力打拼、步履匆匆之际，也总能在一杯绿茶、一段闲暇里短暂抽身，体认自我，静观天地。行走在成都的大街小巷，这样的画面随处可见：三两友人围坐一桌，一杯清茶相伴，有人轻声闲谈，有人默看手机，彼此互不打扰却又安然共处；更常见独自一人，寻一把竹椅，抬腿一放，便在喧嚣中暂且入梦。外地人初来此地，往往一面羡慕这份近乎“躺平”的从容与松弛，一面又暗自疑惑：这样闲散度日，是不是虚掷了大好光阴？

对此，哲学家齐奥朗的态度或许能提供一种别样的理解。他在访谈中提及古印度的静修传统，坦言自己内心深处向往的，正是一种无目的、非功利、只向内心展开的生活。显而易见，齐奥朗虽从未在作品中直接引述老庄、禅宗或中国古典文本，但其对“无用之用”的推崇、对内在精神生活的执着，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精神高度契合。回头再看成都，古老的古蜀文明形态虽在历史洪流中逐渐隐退，但其精神脉络并未中断，反而与后来汇入的多元文化相融。尤其是青城山一脉绵延至今的道家文化，深刻塑造了此地独有的生命态度——在有为中守无为，在入世中存出世，在忙碌中留一份清醒与松弛。这既是成都闲适气质的真正源头，也是这座城市最隐秘的内蕴力与爆发力所在。

富有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就成了成都被人称道的标识。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当生活被快节奏、虚拟、焦虑包裹，成都的诗人们又如何在日常里打捞真实？陈梅的《阳台斑鸠》比较有代表性，一只斑鸠每天都在早晨来到她的阳台上，从而有了她对这只鸟近距离的观察，作者因为它“黑暗被终止”，这只斑鸠“也不要求瓜分房产权利”，在结尾，作者说更多的时候躲在房间写诗，而斑鸠则在屋外填词……实现了一种和平共处又在诗性上自足的诗意建构。如果说陈梅的诗是日常的温柔回响，高英的《度光阴》则将庸常岁月提升至近乎神性的高度。她凝视着身边生生不息的云朵、山峰、阳光、风，将它们比作“生生不息的川军”。除却这种可感可触的现实日常，成都诗人更是深入到精神日常的腹地。熊焱在《遥想李白在纸上题诗》中，重塑了诗人在尘世中的立体形象。“彤云压顶，他在雪中抱薪”，不仅是对李白困境中坚守的赞美，更是对诗人使命的重申：即便世道艰难，诗人亦当为人间手持火炬，以笔墨温暖世道人心。徐传东则在《柚子从句》里，以剥柚子这一小事比喻人生处境。“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颗粒均匀/并没有特别的才能脱颖而出”，直白道出众生平凡的本相，让日常琐事成为映照自我的明镜。更具先锋意识的是变形日常的书写。柳柳的《问荆》以奇幻的书写营造出巨大的精神张力，在城市中漂泊的“短生种”人类，向往永恒却水土不服；而卑微如问荆的野草，却能穿越千年时光，固执地追随人类。这种时空与生命形态的错位，直指生命有限与无限、归属与疏离的终极命题，带我们穿透现实，抵达无法亲历的精神远方。

但说到底，作为一个诗人，光是书写这些还远远不够，他必须首先是一个自足或者如弯月的载体，通过一种规范的语言来传达心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神秘。诗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妨卸下所有理论的枷锁，任性地给出答案：诗，是一个人灵魂的独语，是清醒时的真诚呓语。它不必刻意追求逻辑的圆满，不必强求世人读懂，不必执着于“表达了什么”，却自有一股穿透时空的力量，让远方未曾谋面的事物隐匿于时光深处。当无形的风拂过纸上的字迹，那些沉默的文字便被唤醒，从此有了重量，有了超越文字本身的人间意义。而对语言的看重，应该是一个诗人最应该明白的。一个诗人最朴素也最伟大的责任，便是更新我们日渐麻木、陈旧、流于俗套的语言——让僵死的词语重新呼吸，让平庸的表达重获锋芒，让被日常磨损的语言重回清澈、锋利、直指人心的状态。诗人韩东最近在朋友圈的一段话很特别：“诗歌就是一种装置，一种语言装置（拉金和吉尔伯特有类似的说法），诗歌的材料和呈现都是语言性的。要做成这样的装置，就需要捕获另外的东西，或者简单地说，语言是以诗歌为目的的。那诗是什么？它是语言装置，这有点像是车轱辘话，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语言特别特别重要，但我不觉得它是目的。”最后一句点睛了，语言重要，但不是最终目的。

成都的诗人在语言探索方面从未止步，比如杨黎此次提交的短诗《旁边有人》，看似无意义指向，却暗藏哲思，延续了语言方面的探索。同时，成都诗人们是有着明显的语言焦虑的。当“40后”诗人龙郁在“行与行”这种汉字当中踌躇，意在对人世有所映射，更年轻的诗人王子涵直接表态：“那些闪烁的修辞技巧从未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当陈子弘一直在质疑语言并与其纠缠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在写的句法捡过来用，不外乎/是牙垢甚至牙结石，肯定不能采纳。”李龙炳的策略是先顺从语言，但之后，他陷入了意象沼泽：“鹦鹉坚持语言中的正确，/对面的乌鸦，暗号照旧。”当年轻一代的诗人严欢在悼亡诗中说出肉体消亡也带来语言的影响的消亡时，诗人哑石却更决绝：“我必须直捣黄龙，用你不识/的节奏。泥浆糊满全身，/意念卵石，掷出，轰击星空。”他意识到必须和语言做直接的斗争。但诗人们又是完全忠于语言的，黄啸的《在我二十岁那年》第一句就很奇特：“在我二十岁那年我二十岁。”整首诗读下来，你知道作者想要创造一种同《百年孤独》一样的奇迹，而且他深深知道“那是一个诚实的病句”。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之所以在诗人群体中一直传播，就是因为他认为语言影响了世界，而并不是世界影响了语言。这也和佛教理念同出一辙，守护意念，意念决定思想，思想决定语言，语言决定命运。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成都诗人在语言方面的探索也并非在词语和句子的锻造上，有时他们会通过形式来展现语言的微妙之处。比如黎星雨的诗《食月》，一种整饬的句式、长短句和单独的词成就了独特的语言景观：“在等待换班的时刻，无数‘暗香’‘疏影’里食客正横/斜浮动。他抬手揉了揉右边毛躁的月亮，左边仍是完整/的、静止的一个。”让文字的排布本身成为诗意，每一字、每一顿皆藏余韵。

综合以上，成都诗人不写空泛的城市之美或“成都美”，而写废墟、疼痛、沉默、乡愁、生死；成都诗人不玩炫技，而是以诗为镜，照见时代深处的日常。他们用写作回答了诗歌不是装饰，而是对当下的清醒凝视与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