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自小被乡下的外祖母拉扯大。15岁时，天天吃高粱面的刘震云选择了当兵。
在一个战友的影响下，刘震云开始写诗。退役后，刘震云回老家当了中学教师。1978年，20岁的刘震云成了文科状元。他通过高考进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期间，刘震云开始写小说。他的处女作发表在《未名湖》上，编辑是查建英，那是一篇写农村的小说。这期杂志除刘震云的小说，还发表了两篇校外来稿，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和北岛的《幸福大街十三号》。
《故乡面和花朵》《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日三秋》，几十年来，刘震云在写作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不断改写自己的文学版图。
刘震云自称“笨人”，一辈子就干两件事，写作和跑步。从15岁当兵起，他就养成了晨跑习惯，每天早上起床，花两个小时，跑10公里，“写作让人快乐，人在运动时，脑子特别活跃。我有许多好想法，都是在跑步中获得的。跑步的每天，身体都在上演激昂复杂的大戏，跑前面的3公里、4公里，身体非常沉重。这时必须和自己做斗争，用奔跑的我镇压懒惰的我，甩开盘踞在身上的虎狼后，进入轻松、愉悦的世界。”
刘震云，1958年5月出生，河南新乡延津人。1987年后连续发表《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系列，引起强烈反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文学创作专业技术一级。2011年8月20日，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由冯小刚导演拍成电影《一九四二》，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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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离生活太近了。
青年报：怎么会写一部关于手机的小说？
刘震云：大家聊天时都在用手机，这使话题聊不下去了。手机是为给大家说话带来方便，慢慢地，手机似乎就有了生命，它控制着每个人，控制大家说话，控制话语量。手机离生活特别近，它改变了人和人的关系，改变了说话方式和习惯。
青年报：你说《手机》的主题是说话。
刘震云：同一个人，在有的场合不爱说话，在有的场合说的是实话，有时他说的是假话，有时话中有话，有时说的是心里话。主人公严守一主持的节目叫《有一说一》，以说真话见长，但他在生活中却四处埋设谎言。这些谎言和现代化的手机联系在一起时，手机就变成了手雷，爆炸了。
青年报：你写作的兴奋点在哪？
刘震云：我关心精神和物质间的磨合，关注所说的话，说话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听得着，但看不见，说话最能反映嘴和心的关系。《手机》里我比较喜欢的内容，是人和人距离的远近。一些语言在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人类关系变异程度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青年报：你讲你最喜欢小说的第三部分。同前两部分相比，第三部分你在用减法写。
刘震云：《手机》第三部分，我写人跟人最根本的关系和交往方式。在写小说前两部分时，我还没找到感觉，进入第三部分，我觉得很舒服，像一个人把外面穿的衣服全部都脱掉了，看见的是活生生的人，显露出的是人的本性。
《一地鸡毛》写的是物质世界，有话就说，相当于人每天说了两千多至三千多句话；《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进入到了人的思想中，相当于人每天说了两万多句话；《手机》写人的嘴，嘴和心的关系。许多嘴，都在说话，说着说着突然噎住了，欲言又止，大概只有七百多句。这七百多句里，有用的可能只有十句话。
青年报：《手机》的小说和电影有哪些不同？
刘震云：《手机》第一部分写严守一小时候说话很困难，他们家的话语权都掌握在他妈手上，他爹一天说不了十句话，等严守一长大，变成了以说话为生的人。他家乡的人不理解，小时候跟他爹一样的家伙，现在居然能拿说话当饭吃，太不可思议了。第二部分是主要部分，也是电影表现的主要部分，即节目主持人严守一的工作、生活状态。到第三部分主要是追溯他说话的来源，就一句话，他爷爷找了这姑娘而不是另一姑娘，生下他爹，他爹又生下他。整个寻找他爹的过程，是一句话的历险记。
青年报：冯小刚说电影没有你小说好看？
刘震云：电影是一把双刃剑，它要寻找有可看性、非常态的故事。它重视的是娱乐性，表现当代都市人的心口不一，表现当代人身体和精神的分裂，也有很强的批判性。电影注重热闹的部分，如果是一盘菜，注重好吃的部分，书是厨房剥葱剥蒜的过程，吃一顿饭后的回味过程。如果看热闹，应该看电影，要深入谈心，应该看小说。另外，容量也不一样，小说约20万字，电影是一个半小时。
青年报：这部小说先写剧本，再写小说，这里面的娱乐性会影响你的小说写作吗？
刘震云：电影不会对小说造成伤害，小说是小说，电影是电影。我看电影《手机》，也觉得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小说里是哭泣、悲伤、沉重的，在电影里则是含着泪笑着说出来的。
电影上映的一周内，小说可能会受影响，但电影很快会过去的。电影过去了，小说还存在，可以长时间流传下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
青年报：有人说这部小说的味道像是冯小刚的，不是刘震云的。
刘震云：在剧本原创阶段，冯小刚的一些点子开阔了我的思路。我写小说时，吸收了剧本中冯小刚的智慧，我占冯老师便宜了。小说虽然由剧本改编而成，但不是剧本的简单扩充，也不是电影的附庸。如果把电影当作素材，把剧本当作一次实验，小说则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
青年报：这是不是证明你在创作上受到了电影的影响？
刘震云：我跟影视界没什么关系，写作上肯定不会受他人左右。我跟冯导合作，仅仅是因为《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手机》，我自己写小说，自己改编自己的作品。
青年报：《手机》的诞生是聊电影时聊出来的吗？
刘震云：拧巴的是，大家都认为小说会成为电影的附庸，认为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时，会受制于人。我写《手机》，大家就有成见，因为先写电影剧本，后写小说，觉得受电影影响较深。如果没这部电影，或电影在一年后才播放，还会有这样的印象吗？ 小说结构、怎么写我都完全想好了才跟小刚聊的，小刚很感兴趣，他说要把第二部分改编成电影，我就说这很容易，不是特别难的事。
先有电影后有小说是特别好的事，站在一个台阶上，反而可以把小说写得更好。电影在托着小说走，本来小说只卖出一万本，被一万个人阅读，有电影或电视剧，小说可能会卖出十万本，有十万个读者，增加了作家的物质收入，这多好，为什么要装出清高的样子拒绝呢？ 排在前十名的中国作家，有多少人跟影视剧没关系？对我来说，电影与电视剧不会对小说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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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几千年的孤独和寂寞。
青年报：出版商说《一句顶一万句》是你最好的小说，你怎么看？
刘震云：出版人的宣传“太雷人”。他这样说是为了好卖书，《一句顶一万句》写中国人的孤单与寂寞，所以他们说是“千年孤独”，非得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联系到一块。
《一句顶一万句》是我最成熟的作品。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前半部写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了唯一能“说得上话”的养女，为寻找，他走出了延津；后半部写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摆脱孤独而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了延津。一走一来，延宕百年。
青年报：“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拿它做书名？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想告诉他一句知心话。朋友间想说句家常话，说句温暖的话。这话本来知道，无非世事繁杂，忘记的时间太久了，突然听朋友说起，不禁泪流满面。
青年报：孤独与寂寞是《一句顶一万句》表达的主题。杨百顺和牛爱国从农村进城打工，他们从事卖豆腐、剃头、杀猪等体力活。关于精神的痛苦和流浪，以往的文学作品只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
刘震云：过去的观念认为，只知识分子有这样高级的精神活动，如《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或《哈扎尔辞典》《霍乱时期的爱情》《我的名字叫红》等，写的都是知识分子因战争、政治、宗教等引发的精神痛苦和思考。
在日常生活里，好多不识字的人，面对生活时，能悟到许多书本上悟不到的。《一句顶一万句》里写的磨豆腐的、贩驴的、剃头的、杀猪的、染布的，他们的精神飘移和流浪要严重得多。
青年报：小说里有两个“潘金莲”，一个是吴香香，一个是庞丽娜。两个“潘金莲”，也是两个世纪。
刘震云：时代不同了，大家对“潘金莲”的看法也不同了。但基本的价值取向还是相同的，姓潘的不是好人。吴香香、庞丽娜与曹青娥不同，关键时候，她们迈出了那一步。自从迈出了那一步，她们就担着血海般的干系，后来有人拿刀要追杀她们。最近我们老说“担当”，什么叫担当？ 这才叫担当。虽然她们和潘金莲生活在不同的世纪，但大体的担当还是相同的。不仅在这件事上，在其他许多事上，今天的担当，和宋朝的担当也没什么区别。
但她们跟潘金莲还是有区别。我从《水浒传》里，没看出潘金莲和西门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两人勾搭成奸，是西门庆和王婆给潘金莲设的局，一环套一环，步步深入，属于诱奸；而吴香香和庞丽娜，在丈夫和奸夫之间，为的主要是话，那句知心话。潘金莲有的是烦恼，庞丽娜和吴香香有的是孤独。不是量的区别，是质的区别。
庞丽娜和 吴香香也有区别。区别不在于她们生活在两个世纪，而是她们孤独的指向不同。吴香香的奸夫只有一个，银饰匠老高，证明她孤独的指向还是明确的；庞丽娜的奸夫有两个，照相馆小蒋和纺纱厂老尚，小蒋和老尚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证明她的孤独不明确和漫无边际。庞丽娜比吴香香更孤独。
青年报：延津让你有了写作的责任感，也找到了写作的意义和价值。
刘震云：我开始试着写作，并成了作家，延津作为地名，频繁地出现在我的作品里。好多人问，你是不是像福克纳一样，把延津作为参照物，画出一张邮票来？ 我说我不想画邮票，画邮票太累，我只是图个方便，把故事放到了延津。我从小生活在延津，小说里的人物总要有生活的地方，故事总要有发生地。
让小说主人公的故事发生在延津，我熟悉的食物，像胡辣汤、羊汤、羊肉烩面、火烧等，都能顺手拈来，放到作品中。我写小说时，就不用为小说中的人物吃什么发愁了。人物的故事，他的经历，面部表情，他生活里的尘土，他的笑声、哭声、话术、心事，我都非常熟悉，写起来容易得多，也生动有味。
我小说中出现过很多延津，书中的延津，跟现实中的延津有不一样的地方。都叫延津，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容易引起混淆的。现实中的延津不挨黄河，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它跟整个北方大陆一样，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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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掉身上不合适的外衣。
青年报：你最近的长篇《一日三秋》也写延津的故事。
刘震云：《一日三秋》里的延津故事，也有一个外来的介入者，就是花二娘，她是六叔画的仙女。花二娘长生不老，是为了到年轻人的梦中顽皮搞笑，这是本讲笑话的书。
世上的许多笑话，注定要流着泪听完。花二娘的笑话，是看你能不能讲得她哈哈大笑，是不是好笑。你笑话说得好，把花二娘逗笑了，她奖励你一个红柿子；你笑话没说好，就得背上花二娘走一段路。花二娘的重量变成了一座山，就像六叔的画，山后边儿还是山，谁能背得动一座山。刚把花二娘背起来，就被山压死了，等于被笑话压死了。
这个笑话，是外来者花二娘与延津的量子纠缠。如果只写延津，就是研究故乡了。外来介入者的介入，使延津和世界发生了联系，使延津知道了世界，也使世界知道了延津，同时，也使延津知道了延津。
除了外来的介入者，出走者也特别重要，那些离开故乡的人，为什么离开？ 发生了什么事？
青年报：多年前，你说在写作上“要脱掉身上所有的外衣”，现在做到了吗？
刘震云：以前写小说，我借助过历史、社会、政治的背景，觉得很重要，能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那时带有功利性和目的性。现在，你会发现个人、个人的生活更重要。社会、历史、政治是依附在个人生活上的。
要尊重个体，个体世界比整体世界重要，比整体世界大。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心，它的广阔超过了世界的天地。世界的天地总归有边，但一个人的内心漫无边际。脱掉“社会”和“历史”的外衣，变成人和人赤裸裸的交往，书中的人物和我，也都变得更加自由和轻松了。
青年报：你彻底抛弃了“社会”“历史”这些宏大的写作主题，写的都是人生存的基本问题，吃和穿，爱和恨，大和小，远和近，亲和疏，虚和实……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
刘震云：许多作家喜欢追求宏大叙事，一百年的社会、政治、战争、霍乱，特别宏大。比社会、政治、历史、灾难更宏大的是人的内心，可以淹没全世界，社会、历史，包括政治，所有的都可以淹没。
集体大于个人，社会大于生活，政治又大于社会。社会控制着生活，生活又控制着人。世界上的灾难全是这么产生的。因为宗教的不同、政治的不同，导致了战争。战争重要不重要呢？
一个人清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洗脸、刷牙和上厕所。面对一盘花生米，怎么把它吃下去，这可以把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区分开来，一个人怎么找到另一个人，一句话怎么找到另外一句话，这比发生战争更重要。
发生战争是一个人怎么找到一个不对付的人，一句话怎么找到另外一句不对付的话。这个人和话是内核，战争只是外壳和衣裳。衣裳和外壳好利用，好描写，里边的核要剥开才能找到。随着写作的深入，你才能慢慢接近这个核。
如杨百顺、牛爱国发现西门庆和潘金莲是认识的让他们突然顿悟了，这和我们过去的认识非常不一样。他们经历的事特别惊心动魄，不小于一场战争、一场政治改革、一场社会改革。杨百顺和牛爱国往哪去，不小于人类往哪去。
觉悟到这点，我的写作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
青年报：衡量文学好坏的标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