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的干流已经在山的南边了。

我们来到了湟水河谷中。青海的地理书中，常常“河湟”并称。

湟水本是黄河的支流，人们将支流与干流并列，因为对青海来说，湟水河谷自古以来，就因宜于农耕，人烟稠密，经济发达，再加上政治和军事因素，显得比黄河上游的干流区域，更为世人所知。

西宁，也是因湟水而兴的城市。

两三年不到西宁，惊异于城市的扩张速度，新起的楼群，新的高架路与立交桥，新的开发区，又一次刷新我对这座古城的印象。

更让人欣喜的还是依湟水河打造的湿地公园。

“湟流一带绕长川，河上翠柳拂翠烟。”

这是古人写西宁与湟水的诗句，现如今就在眼前。

进到西宁城，第一站是去青海人民出版社，这一回的黄河上游行，正是应他们邀请，为写这本《大河源》。

十几年前，就走访过出版社。那时的出版社总编辑是比我年轻的诗人班果。当时访问，混顿酒饭之外，就是去搜罗书。当时所得，是一套多卷本的《青海植物志》。这套书对我有大用场。靠这套书，外加一本藏医本草书《晶珠本草》指引，我在青海四处游走，辨识花草树木。

这一回去，出版社换了领导，也换了新楼。又寻得一套十多种的“青海地方志文献丛书”。都是清代和民国人编纂的地方旧志。除了黄河边的《贵德县志稿》和《循化厅志》外，大多是关于湟水流域的。

关于西宁，便有三种三册：《西宁志》《西宁府新志》和《西宁府续志》。这也是漫游大地时回溯历史的指引。有了这些书在手边，便有溯时间之流而上，了解西宁和湟水流域历史沿革的依凭了。

先说湟水。

湟水的上游，其西、南二源，虽然没的最终抵达，也是曾经非常接近过的。

南源，出自湟源县哈拉库图东青阳山分水岭，汇药水、东科水至湟源县城与西源相汇。

西源，发源于海晏县的包忽图山，因山得名叫包忽图河，也叫麻皮寺河，沿途汇集大小支流。习惯上以西源为正源，南源为支流。二水汇合于湟源县城后，始名湟水。

湟水出西石峡至湟中县，再进入西宁。在西宁，湟水又接纳两条支流，北川河与南川河。流经小桥地区，接纳北川河。湟水出小峡而东，又称碾伯河，流经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享堂地区，汇入大通河，然后，经盐锅峡注入黄河。

清代人文孚所著《湟中杂记》：

“湟水，其源出西塞外。”

“此水自丹噶尔东与众泉会流成河，由西石峡进口，又谓之西川河。湟中有勒且、宜春诸水，独以湟中名者，诸水皆归宿于湟，而流绕于郡邑也。”

湟中，过去是县名。如今已是西宁市湟中区了。

湟水河源高程4200米，入黄河处高程1565米，全长300余公里，干流支流造成许多峡谷，许多台地与若干盆地，为青海一省物产丰盛的农业耕作区。

清代人苏铣的《西宁志》，是隔代编修的明代西宁卫志，关于明代湟水河流域农业状况，有翔实记载。

当时，经军民将宜耕地大力屯垦，至嘉靖年间，全西宁卫已有田地三千一百八十二顷。明代一顷地为一百亩，这已是一个相当广大的面积了。

为使湟水利于农耕，官方与民间，都重视水利建设。志书就有当时若干渠水的记载：

“伯颜川渠，城西六十里，分渠有九。”每渠灌溉田地五十顷上下。

“车卜鲁川（北川河）渠，城西北九十里，分渠有十。”每渠灌田四十至六十余顷。

“那孩川（南川河）渠，城南五十里，分渠有五。”共溉田二百八十余顷。

该志还记有能灌溉几十至百余顷的渠水一十六条。

开垦的土地日渐熟化，加上水利增益，当时的湟水河谷地带农业技术日渐成熟，培养出多种适合高海拔地带气候条件的作物。

稷：“‘为百谷之长’。性凉而温，益脾胃。俗谓之糜，各卫皆有。”

解释一下，“卫”是明代一级军事编制，但在青海等新开屯垦的边地，又兼有行政功能，当时的西宁所在，就是一个卫。

小麦：“各卫皆有。”

豌豆：“一名小豆……俗碓为面，与麦无异，价亦相等，遂用以兼给军饷。”

胡麻：“……苗梗如麻，而叶圆锐光泽，嫩时可蔬，道家多食之。俗用以供油。”

菜子：“可为油。”这就是油菜。不仅是河湟流域大宗的油料作物，其嫩苗是时蔬，油菜花开，已成高原上重要的观光资源，同时还是夏季的主要蜜源。

青稞麦：“可酿酒，各卫俱有。”青稞，岂止酿酒，更是藏族等民族的主食之一。

蚕豆：“一名大豆。”

以上是粮食，还有菜蔬：瓠、茄、芥、芹、蘑菇、茄莲、沙葱、沙韭、圆根（曼菁）。

有果木：杏、梨、沙枣。

有花：芍药、菊、罂粟、百合、金莲、红花等。

这些物产，有从外地引入的，也有原生于本地，而加以优选培育的。

可见有明一代，当地民族除传统游牧业之外，随着内地人口迁入，湟水流域已经发展成相当成熟的农业耕作区了。

上溯历史，考古发现的不同文化时期，在黄河上游刘家峡以下，和湟水谷地，就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农业。但后来，在此地长久生活的秦汉诸羌，魏晋时期的吐谷浑，唐以后的吐蕃，以及后来大规模进入的蒙古族，虽然也有农耕，却似乎更偏重游牧。这也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使然。游牧传统，在黄河上游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带，至今保持。但河湟谷地，不论哪个民族，都已有着非常漫长的农作传统了。

河湟谷地，族群往来倏忽，文化此兴彼起，农耕发达，兼营畜牧，因此成为中国最具文化多样性的地区之一。

河湟谷地，农耕开发也早。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70多岁老将赵充国入河湟地区出击先零羌，他剿抚并用，取得战争胜利。羌人被逐，土地却不能带走，赵充国上书皇帝，请求留兵屯田：“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这间接说明，那时的古羌人已有相当规模的农业。赵充国也意识到长久固边之计，在于屯田。便上疏请求：“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峡以西道桥七十所……益积蓄，省大费。”

农耕族群来，想要屯垦。农耕族群走，当地族群习于游牧，便又恢复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

如此来来去去，唐、吐蕃、元、唃厮啰，还有西夏与金短暂进入，政权更迭之外，生产方式也由牧而耕，又耕而复牧。直到明代，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西宁卫开府，1386年筑西宁卫城。同一时期，西宁卫在羁縻黄河南北草原数百藏族部落，以“附寨番人”为土官外，在适合耕作的河湟谷地，大规模屯田。自此，农耕传统再无止息。

摘自《大河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