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绪纷繁间，花石峡镇已在望中。

以前经过这里，冷雨淅沥不停。

印象中是一片背靠浅山面向宽阔草滩的地方。当时坐在路边小饭馆里等吃的，从窗户上看见公路对面，浅山露出层层叠叠的岩石。随便吃了些热东西下肚，便继续赶路。在同一家饭馆里吃饭的还有几个长途货车司机。问过他们，说是从西宁来，到玉树去。拉的货是什么，是铝合金窗和日用百货。

今天看清楚了，花石峡是一个四山环绕的盆地。山很远，盆地很宽广。阳光强烈，地表干燥，滩上稀疏的草不能完全覆盖地表。叶片萎顿，似乎马上就要停止呼吸。是的，呼吸。植物水分充盈，叶子舒张吸收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就是它们的呼吸。但这里的植物水分明显不足，不是下没下雨的问题，而是蒸发强烈，土壤沙化。那些草，叶与茎都显得灰暗。只有一种千里光，天山千里光，开着花，没有受到这干热天气的影响。

最显眼的是新建的高速公路，灰白色水泥的墩和梁。加油站的水泥地面，和通向高速路的引桥桥面，也被太阳照得白花花一片。

我站在公路边，几株蒙尘的酸模立在身边，面前拉起一道铁丝围栏。栏中是经过治理的荒滩。每一个地块都经过平整，也许还浇过水，施过肥，那绿色就赏心悦目多了。那绿光就是水光。远处，有几辆拖拉机正拖着犁铧和漏斗作业。疏松平整土地，施肥，同时播撒绿草的种子。

去玛多县，去往河源。

本书开篇是从玛多开始。以为能到达河源，而没有到达河源。

那时，还不知道此一行不能到达河源。

回溯一下那段行程。

去到了牛头碑，去到了鄂陵湖和扎陵湖。

绕路去了可能是白兰古国遗迹的莫格德哇，去了已属于内流河水系的托索湖。再经一次花石峡，去了阿尼玛卿北面，在同德县的宗日文化发掘现场下面的谷地中，迎接到从若尔盖盆地东来的黄河。然后，再随黄河水西行，经共和盆地，到刘家峡，再与掉头东向的黄河一起，切入红土与黄土的深峡。

还去了黄河北岸的重要支流，湟水与大通河，短暂的行走只是补充空白，更多是激活过去行走的记忆。激活更多，是这一地区多民族共生共荣局面形成的集体记忆。

中国人，视黄河为母亲河。

古往今来，当地曾经的土著，白兰羌、先零羌、苏毗、党项、吐谷浑，和吐蕃东进，融合当地土著形成的藏族，在上游不太知道下游。建都中原的国家，和中下游的中国人，寻探河源也晚，科学认知黄河源头，弄清水文地理情况，更晚。

以至于，今天我想去到河源，也还有这样的误会与曲折，依然不太明白河源的交通与行政区划情况。

中原王朝最早涉足河源，当然是和亲吐蕃的文成公主的父亲，当时的刑部尚书李道宗。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李道宗作为鄯善道行军大总管，和名将李靖、侯君集等各领多路军大举讨伐吐谷浑。

《资治通鉴》记此过程比较详细：

夏，闰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败吐谷浑于库山。吐谷浑可汗伏允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诸将以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向者段志玄军还，才及鄯州，虏已至其城下。盖虏犹完实，众为之用故也。今一败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从之。中分其军为两道：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与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将薛孤儿败吐谷浑于曼头山，斩其名王，大获杂畜，以充军食。癸巳，靖等败吐谷浑于牛心堆，又败诸赤水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盛夏降霜，经破逻真谷，其地无水，人龁冰，马啖雪。五月，追及伏允于乌海，与战，大破之，获其名王。

……侯君集等进逾星宿川，至柏海，还与李靖军合。

《新唐书》则如此记载：

“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冰，马秣雪。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

再过六年，李道宗又去到了柏海，即今天的鄂陵湖畔。这一回是护送他的女儿文成公主与吐蕃和亲。身份既是唐朝的送亲使者，同时又是公主的父亲，因此在柏海边受到吐蕃一代英主松赞干布隆重礼遇。于私，是“子婿之礼”，因此延伸到国家关系的层面，为后来的“舅甥会盟”打下了基础。可惜的是，相关史料中却不见当时对于河源地区的地理描述。

从国家层面第一次有意探究河源是600多年后的元朝。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都实为招讨使，带领人马到黄河源进行勘察。此次踏勘河源后，都实将河源地理图绘下来。可惜这图没有流传下来。后来，一位翰林侍读叫潘昂霄的，与都实之弟阔阔出一起“奉使抚京畿西道”，偶然得知阔阔出曾随都实探访河源，潘昂霄依据与阔阔出的深入交谈，写出了第一本关于黄河源头的地理书《河源志》。

关于此次探寻，《新元史》中有确切记载：

“至元十七年，世祖以学士都实为诏讨使，佩虎符，寻河源于万里之外。都实既受命，道河州，至州东六十里之宁河驿。驿西南有山，曰杀马关，行一日至巅。西上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其后，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曰阔阔出者得其说，撰为《河源志》。”

《河源志》说：

“按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淖尔。火敦，译言星宿海也。淖尔，译言海子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淖尔。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又二三日，有水西南来，名亦里出，水与赤宾河合。又三四日，有水南来，名忽阑水。又水东南来，名耶里术，水合流入赤宾河。其流寖大，始名黄河。”

都实一行并未到达真正的河源，但到了扎陵湖西面的星宿海。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三次派出宗教使团前往西域。其中一次，由高僧宗泐率领。宗泐出使归来，取道经过河源地区，并赋诗《望河源》。全诗在前面已经引过。这首诗还有短序。

在序中，宗泐和尚写道：“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氂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氂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

古代典籍中，不同时代地理名称不同，造成今天阅读理解的困难。这里的抹必力赤巴山，就是今天的巴颜喀拉山，氂牛河即今天通天河，是长江上游。抹处，今天的译名是玛曲。宗泐明确指出，黄河源位于巴颜喀拉山东北侧。关于河源的认识，又从星宿海上移了许多。

从宗泐诗序，对抹必力赤巴山的意译中，我们还得到一个信息：当时游牧的藏族部落，对巴颜喀拉山南山北的长江与黄河水系早有充分认识。所以，宗泐在诗中感喟：“汉使究河源，要领殊未得，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国。”

其实，除了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中国人，关于国土地理的认知，也还是十分茫然。地理的认知，应该是国家意识的坚实起点。

到清朝，康熙是少数对国土地理极为在意的皇帝，便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派侍卫拉锡、舒兰等人前往调查。康熙在上谕中说：“黄河之源，虽名古尔班索罗谟，其实发源之处，从来无人到过。尔等务须直穷其源，明白察视其河流至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

拉锡、舒兰回京城后奏报皇帝：

六月初七日，他们到达星宿海以东的两个大湖，鄂陵泽和扎陵泽。测出这两个湖周遭均三百余里。两湖之间相隔三十里。

六月初九日，他们到达了星宿海。蒙古语名鄂敦塔拉。“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不可胜数。”

星宿海南面有古尔班吐尔哈山，西面有巴尔布哈山，北有阿克塔因七奇山。三山之下，流出三条河。三河东流入扎陵泽。又自扎陵泽流入鄂陵泽。自鄂陵流出，乃黄河也。

此行，他们绘制河源图，并著有《河源纪略》一书。

后人评价：“绘图列表，考古证今，杂录河流所经风俗、物产、古迹、轶事，旁征博引颇为翔实。”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清政府再次组织队伍上探河源。

这一次，起因是黄河洪水，在河南境内决口，决堤处合龙艰难。乾隆接受青海活佛章嘉呼图克图的建议，专门派遣大学士阿桂的儿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告祭河神，并进一步勘察河源。河神当然是祭了的，并在青海建了祭河神庙。

但阿弥达等人这次勘察的最大收获，是对黄河源头的认识进一步清晰。

阿弥达奏称：

“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贵德堡。水色全黄，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噶达素，北极星也；齐老，石也。其崖壁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

乾隆皇帝对此成果十分高兴，命令编撰《河源纪略》，并收入即将完工的《四库全书》。

这与今天对黄河源区几条河流的认识，已经十分接近。只是不同历史时期，那些山名河名又有了变化。那时，山与河，用蒙古语名，现今通行的是藏语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