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当这句带着川渝方言质感的文字从小说《谁在敲门》的开篇浮现时，作家罗伟章或许未曾想到，这扇“门”在多年后会以戏剧的形式，叩击文华奖殿堂的“门”。

近日，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与重庆市话剧院联合出品的同名话剧，正代表川渝两地冲击国家级文艺大奖文华奖。这件改编自63万字同名长篇小说《谁在敲门》的舞台作品，不仅是一次文学与戏剧的碰撞，更是一场关于时代、人性与地域文化的深度对话。

“门后”的时代群像：不设答案的叩问

“到底是谁在敲门？”这个问题，罗伟章被问了无数次。他坐在藤椅上，手指轻叩桌面，像在模仿书中那贯穿始终的敲门声。

“批评家说是时间在敲门，命运在敲门，读者说是自己在敲门或敲的是自己家的门——这些答案都比我给出的更准确。”他笑称，自己只是个“开门的人”，而门后的风景，是时代自然生长的模样。

故事的起点，是2013年芦山县的一条空街。地震后的新城宽阔却寂寥，作为异乡人的罗伟章，在正午的阳光下感到一阵眩晕。

“街上没人，远处传来模糊的人声，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突然，那句“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钻进脑海。这并非灵感乍现，而是他20多年观察的爆发——从早期《饥饿百年》对“山的文明”（稳定的农业社会）的书写，到《谁在敲门》转向“河的文明”（流动的现代社会），他始终在记录中国人从“被土地捆绑”到“解除束缚”的挣扎。

“写苦难很容易，写快乐才见功力。”罗伟章提起年轻时的一段记忆：大学毕业不久，他在桥洞下遇见一对农民工夫妇和孩子分喝一瓶汽水：“男人擦汗的动作，女人笑起来的皱纹，孩子嬉闹的声音，让我瞬间就想结婚了。”这成为他创作的信条：生活从不是单一的苦难，就像巴蜀人在石头缝里种庄稼，“再大的困难，草总能长出来。”

在小说中，4代人的命运在敲门声中交织：有人为生计奔波，有人在伦理中挣扎，但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里的笑声——这种“全景式的真实”，让浙江的读者看到了自己的舅舅，甘肃的读者想起了老家的邻居。

从63万字到3小时：当文学遇见舞台

“改编就像给河流改道，既要保留水的本质，又得让它适应新的河道。”罗伟章这样形容小说到话剧的转换。

63万字的体量，4代人的故事，要压缩成3小时的舞台呈现，“砍人”成了最残酷的第一步。话剧版删掉了第四代人物，将多条线索合并，最终留下20多个核心角色。“有观众说‘人物太多记不住’，但生活本来就是人山人海。”他并不遗憾，因为编剧抓住了最关键的东西——“敲门声里的人心。”

方言的取舍曾让剧组争论不休。四川话版在重庆首演时，台下笑声不断，“‘巴适’‘要得’这些词，自带生活的温度。”但到了杭州演出，字幕成了必需品。

罗伟章的态度很开放：“如果方言成了传播的障碍，不如换成普通话。”他举了个例子：“就像看外语片，观众不会因为字幕错过电影《教父》的灵魂。”在他看来，作品的内核从不是地域标签，而是“所有人都能共鸣的困境与希望”。

最让他惊喜的是演员的表演。“没有夸张的哭嚎，也没有刻意的煽情。”他记得有一场戏，老人坐在竹椅上沉默地抽烟，烟雾缭绕中，“你能看到他一辈子的重量。”这种“生活化的戏剧感”，恰恰呼应了他“让文字自然流淌”的创作理念——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真实永远是最好的技巧。

川渝合作：合作为基，多护“火种”

谈及川渝联合冲击文华奖，罗伟章直言：“现在一提合作，今天开研讨会，明天签框架协议，最后直击灵魂的作品却是寥寥。”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化融合，“得从根上长，不是上面堆土。”

他的建议很直接：“先保护好‘个体户’。”川渝文化的根基是相同的，但创作者不能被川渝共同体的“帽子”绑架。“我写《谁在敲门》时，从没想过要代表巴蜀，就写我观察和思考的人。人就有能够相互理解的部分，无论东西南北。”他认为，外部力量应该多做“园丁”，“在川渝合作的大框架下，让作家自己去跑，去撞，去写出直击心灵的东西。”

至于戏剧改编，他觉得“可以更野一点”。“别总想着强强联合，让重庆的编剧跟四川的导演吵一架，可能比开10次协调会有用。”他半开玩笑地说，“当年拍《让子弹飞》，姜文和四川话的碰撞，不就是这么来的？”在他眼中，川渝文化的魅力，恰恰在于“不那么乖巧”的生命力——就像小说里的敲门声，“不是整齐划一的鼓点，而是无数人用不同节奏敲出来的，时代的心跳。”

采访结束时，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落在书桌上那本《谁在敲门》的手稿上。扉页上，罗伟章用钢笔写着一句话：“门可能打开，也可能永远关闭。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伸手去敲。”或许，这正是川渝文化最动人的隐喻——在碰撞中融合，在人心中生长，才能敲出真正震撼灵魂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