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新时代文学现实主义的践行者，罗伟章的写作质感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深厚和辽远，面对现实主义，他指出“深厚是它的过去，辽远是它的未来”，“让远处和近处的时间，都与我们共时地发生联系”，罗伟章的地域书写以家乡大巴山为原点，他建构的“大巴山文学地理圈”明显渗透了浓厚的地理思维，勾勒出共时独特地理标识、人文风俗。而时间与空间有不可避免的交叉性，在空间视野下研究的历史才有迹可循，在时间背景下进行空间探讨才不至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本文以罗伟章在大巴山地理范围中对古巴人生存状态以及当代乡村现状的感知为基础，探讨罗伟章的时空观念与文学地理学书写。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地理思维；时间—空间辩证法；现代性

一、文学地理学中的时间—空间辩证法

“时间，作为19、20世纪的欧洲哲学的难题”，是时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性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文化，可以体现为对时间历史的依赖。大工厂的行动节奏与发展速度加快，是世界在历史时间上的显著改变。资本主义第三次现代化以及接踵而来的福特主义和官僚国家——管理时代（大致从俄国革命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期间，历史对地理的理论主宰几乎没什么变更。时间的政治把社会实践的各种时间结构当作它的变革性（或者维持性）意图的特定对象，注重时间的线性思维又与哲学、文学、社会学的走向相辅相成；20世纪下半叶，人文社科领域上的“空间转向”让叙事中“时间艺术”的绝对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历史决定论沉寂的空间性开始被正视，这种形而上的更替对文学发展也构成一定程度的思想理念影响。从时间的语言牢房里解脱出来，摆脱传统批判理论类乎于监狱式的历史决定论的羁绊，借此给阐释性人文地理学的深刻思想（一种空间阐释学）留下空间。

如果说时间与历史搭配成语境，那空间与地理则截然形成另一面。“假定现代性与时间经验的新形式有关，而‘后现代性’则标明空间的革命。”由20世纪法国列斐伏尔奠基的“空间批评”，其学生苏贾提出的“异质空间（第三空间）”，以及美国学者戴维·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等，在历史社会学、美学、艺术领域提出的对于空间的关注，是空间性在被遮蔽、沉寂许久之后重新得到正视的体现。文学方面，西方“文学地理学”正式诞生应以20世纪40年代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费雷《文学地理学》（1946）为标志。中国文学地理分野自古已有，而中国首次引入“文学地理”这一概念出现在梁启超1902年的著作《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但学界并未进一步开展理论解释，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掀起文学地理学研究浪潮。

直截了当地对历史决定论做出批判而又不简单地跌入反历史的泥潭，是进行空间化、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必要步骤。尽管在文学地理学这个表象与空间相关性更大的学科上，依然不能忽视时间之于空间的作用。如果现代主义是短暂、分裂、偶然与永恒不变的矛盾冲突，那后现代主义则只是突出短暂、分裂、偶然的一面，而不再试图超越它，也不再追求永恒不变，因此连续的时间维度崩溃了，空间也被分裂成碎片。在文学地理学研究内含的空间感本能驱使下，对某一特定作家或作品进行文学地理学批评，能使其“地域性”充分浮现，提炼作品的“泥土性”，而后现代主义语境存在明显的“碎片化”“破裂感”特点，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作品的系统性和恢宏感。这种“破裂感”便于让人在细微处体验文本，进行文学审美，但同时也容易由于局促在小范围中滋生狭隘。

时间与空间有不可避免的交叉性。时间连续性和空间同存性具有有力的交互作用。因此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明显感知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与融合、地理思维下的时间性的参与、在时间透视下的空间叙述，是文学地理学更加饱满且深厚的运作方式，也是罗伟章在大巴山下“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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