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壮（以下简称“问”）：
先来一个经验性的话题开篇。参与者来自不同年龄段，请从你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入手，谈及自己（或自己所属的这一代人）最早是在何时、接触到何种可称为“自动化”或“智能化”的新技术（例如：手机、电脑、互联网等）；你当时是否感受到震动、是否意识到这些技术在未来将根本性地重塑人的生活？
邱华栋：
1990年代末期，我相当早地接触到互联网及其应用，也有朋友参与创办门户网站，那是在2000年前后。震动倒不至于，因为当时全社会尤其是1990年代的青年之间都是求新的气氛，我当时在媒体工作，关注传播的力度和信息的集合，是我的职业本能。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毋庸置疑地重塑了人类的生活。如今，我每天都会在上下班的时候使用手机处理很多工作。但在我使用电脑写作的时候，坦率地说，我的电脑是刻意没有联网的。我只有处理邮件时，才短暂联网，发完邮件就又断网了。要是这么梳理的话，那么我个人可能是一个互联网的工具主义论者。因为，我并不想让它影响我生活的基本内核。
AI会让人的工作变得很有效率，但我并不认为它能够为现在的工作减负，因为大家都会使用，全社会的所谓效率都在提升，过去一个文件的处理时间也许是两个小时，现在社会对这项工作的预期时间就压缩为了二十分钟。就好像，所有人都买得起自行车，谁还用走路的时长来计量生活的内容呢?这背后的规则要复杂得多。
深层次地重塑，现在看来当然是肯定的。对技术的选择会改变大脑的结构，不过这个事儿会发生得相对缓慢一些。
李宏伟：
2001年春，我大四第二学期，已考上研究生，等待毕业，整天窝在宿舍，租来的电脑除了打游戏，便是用QQ聊天。天南地北，随机“申请好友”，投缘就聊，不投缘就“再见”。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技术对人的连接，忍不住好奇这类技术发展下去的景象，好奇人与人连接到一定程度会发生什么，这大约是《国王与抒情诗》最初的种子。
林森：
2000年前后，我开始第一次上网，那时只能去网吧，两三元一个小时，是极为奢侈的事。在那时，浏览网页已经是极大的冲击，完全是打开另一个世界的感觉。那时的人也还“纯真”，包括早期的文学网站榕树下、天涯社区的文学版块等等，都有着某种质朴的认真，那时的写作和后来演变成现在的“网络文学”，完全是两个东西。那时在BBS上的争吵，也认真。
李静：
在我看来这个话题不只是经验性的，而是构成代际差异与文化鸿沟的重要因素，比如互联网原住民一代、AI原住民一代，他们与此前世代到底有哪些异同？根据教育部的规划，2030年要在中小学普及人工智能教育，更大规模的AI原住民指日可待。在尚未接受完传统教育的前提下，他们在信息处理、阅读、写作乃至社交与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到底会生成何种新模式，又将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教育体系产生何种冲击，这些都是值得观察与思考的。
从经验层面看，我有着文化资源匮乏的清晰记忆，曾与小伙伴泡在新华书店蹭书、参与过全班传阅金庸武侠的“地下活动”，也办过租书卡之类的。与匮乏相伴的是渴望与珍惜，我至今都对纸质书有某种不可理喻的信仰。我在接触了电脑（2000年前后）、手机（2008年）与移动互联网体验（2012年前后）之后，深感无限的信息随时随地涌来，既被其中的丰富性征服，同时也感到迷茫与倦怠，一切内容都被拉平与均质化，语言文字的位置与形态持续变化。无论如何，身处浪潮之中，我始终保持好奇与敬畏。
赵汗青：
从我出生起。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幼儿园就上微机课了，而且那课非常正经，非常像一门课，毕竟幼儿园大部分的“课”实在跟聚众玩游戏没什么区别。幼儿园的微机课是在固定的时间把我们带到一间全是台式机的教室，每个小朋友面前一台巨屏电脑，老师教我们一些最基础的电脑知识和操作方法，可能最初讲的也就是如何建立文档、文件夹，使用键盘、鼠标。当时我的年纪最多刚开始记事儿吧，所以为什么我会对在幼儿园上微机课这事记忆如此深刻呢？因为我永远记得我当时花了一整节课的时间都没完成老师要求的第一个操作——找到“开始”键。
小学的时候，每周也都有微机课，那差不多是所有同学最期待的课了，因为基本上每个人都在打游戏，我当时最爱玩的是一个叫“暴力摩托”的游戏，操纵着一个摩托车骑手冲到终点，时不时还要对其他骑手拳打脚踢。当时让我最头大的微机课任务是练打字，要提高打字速度，甚至还要学会盲打，而当时我还处于打字要半天找一个字母键的愚蠢阶段。因此，有一款打字游戏成了课上唯一被允许、被鼓励的游戏，好像是快速打完一个单词就能让青蛙跳到荷叶上，练打字的同时甚至还能练英语。但那些英语单词我们也基本都不认得了。那时班里有一位在美国念了几年小学的同学，英语好盲打也溜，那真是势如破竹，她玩这个时，基本上全班都在围观。
让我有重塑日常生活之感的，是在我上中学之后，手机也能上网了。当年我还经常在电脑前动辄端坐一夜跟网友聊QQ，网聊还挺具有仪式感，而手机能上网之后，因为过于便捷，我们几乎每分每秒都处于社交之中，处于互联网信息之中。
问：你认为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景观和经验结构？由此再向深推及，你认为人工智能会不会改变当代人的情感结构、审美习惯和价值观念呢？
李宏伟：
到目前为止，对日常生活改造最大的“人工智能”，应该还是智能手机。以长、短视频为对象的观看，逐渐取代以文字为对象的阅读，成为我们获取经验、建构自我、寻求认同的主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它不断扩大自己在人类每天二十四小时这个定额里的占比，强势地塑造着我们的观念与生活。这里似乎有混淆，即手机只是硬件，不能与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在同一个层面来论述，但我想，这个混淆可用一个类比来澄清。如果我们将手机这个硬件视作“身体”，将各种由应用程序体现的软件视作“意识”乃至“灵魂”，那DeepSeek这类人工智能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我想，主要还是提高了既有“身体”的“智商”，而非进化出了由“身体”“意识”“灵魂”构成的“新人”。说得绕口，概括起来，当代人的情感结构、审美习惯、价值观念等在智能手机这一“物种”出现后，已经在不可逆转的改变，而DeepSeek等尚未带来质的变化。也许，当DeepSeek等找到与人类生活更相关的新“身体”，出现相应的取智能手机而代之的“新物种”时，问题的答案才会更明显。
黄平：
我认为人工智能会深刻改变当代人的情感结构。AI不是孤立的，而是信息社会更为极端的产物。我们的情感结构在信息洪流的冲击下，不必说未来，在当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读到这里的你，是不是已经觉得无聊，想抓起手机随便刷刷。每日处在信息洪流中，使得我们的情感结构习惯了“短平快”，习惯了高强度的节奏与刺激。我们可能不习惯经典文学的缓慢了，不是经典变慢了，而是我们变得太快。人类的日常生活，从未被技术如此“穿透”。文学是属于月夜的，而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在被灼目的白光所照亮，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林森：
DeepSeek出现之前，已经有GPT在前，但毕竟没有为中国人广泛接触，因此2025年春节期间DeepSeek的横空出世，确实给人某种划分两个时代的感觉，我们原先以为很遥远的东西，忽然就迎面扑来了。往深里说，人工智能最终会随着使用者的不断“驯化”，成为越来越了解你的一个“陪伴者”“知心人”，很多没法跟任何人交流的事，可以跟它询问、交流，不用担心别人的目光。我就曾在为某些事无所适从的时候，跟它说过很多——我当然知道它的回答是某些“通用的道理”、是定制版的心灵鸡汤，但我仍然会在它的某些回复里，获得些许安慰。可以想见，随着技术迭代和交流日深，人类对着上帝袒露心迹、对着某个树洞诉说秘密的行为，会变成和人工智能来进行隐秘交流。
沈燕妮：
作为跟随着个人电脑、互联网和“智能化”新技术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或许我会天然地对所有这些“高效能工具”抱有美好的依赖。就如同电话、聊天app、短信这一系列交流与通讯方式的改变，同样改变了人与人的相处，深层次地重塑了人的生活方式。但当我们有了可快可慢、可深入可简洁、可直接可迂回的各种沟通方式的选择，的确很难不让人产生依赖。那么，人工智能的产生和发展，单纯从工具的角度来看，的确如此。
问：截至目前，你是否曾使用过（或仅仅测试过）人工智能来创作文本文稿，或处理（与文学有关的）工作事务？你的实测体验是怎样的？
邱华栋：
这个问卷我本预备让DeepSeek替我写的，不过，我发现这些问题都较为具体和私人，工作量仅一两千字，遂放弃这一打算。
由于一些研讨会上的发言较多，我会使用AI工具，让它帮助我梳理文本，增添修辞。我的使用感受是，条目性的工作它能够高效完成，遣词造句的能力也非常杰出，但有些过了。我不得不再删除掉一些言过其实和装饰性的辞藻。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有解决办法，就是投喂它一些自己信赖的数据，并且给它明确地指定某种风格，比如朴素简洁，就像教一个天资聪颖的学生，很快他就能学会一切老师的优点，甚至青出于蓝。不过，因为也有了一些成功的尝试，在了解了机制之后，我的好奇心大为降低，有一点意兴阑珊了。当然，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该偷懒偷懒，该认真认真。
黄平：
实测体验一塌糊涂。我用DeepSeek帮我备过课，我曾经问它这个问题，哪些知名作家或知名学者支持“文学系不培养作家”，请举例说明，并列出出处。DeepSeek给了我十几条文献，从哈罗德·布鲁姆到福克纳，结果都是假的，而且很多是“一眼假”。有意思的是，学生论文瞎编，轻则挨骂重则不通过；AI瞎编，我们比较宽容地称其为“幻觉”。
林森：
我尝试过让其写诗歌、散文，让其做装修价格清单，让其算过运势，让其挑选房子装修时间，让其做小孩的数学题……毫无疑问，这里面，对数学的解答是最为精准的。对于玄学的部分，也都能说上个一二三来。对于文学创作，其文字已经比很多初级写作者要好，但是，一旦试过几次，还是能发觉其散发的某种雷同的“气味”——这种AI味，来自其以某种僵硬的方式，让句子变得过度“修辞化”，尤其在写评论、写现代诗的时候，那种过分跳跃又强行组合所带来的不自然感，特别明显。
李静：
我使用过多种人工智能模型来处理文字工作。比如，我会请AI“测评”自己文章的缺点与不足。AI特别长于检查逻辑漏洞，发现论证的薄弱环节，并迅速提出完善逻辑链的方案。但问题在于，它对于不同文体、不同写作笔法都采取同样的评价标准，无法辨别不同文体的功能、接受语境的差异等等，因而相关建议会显得套路化。通过持续与它展开有针对性的对话，它也会在评价标准与结果上作出大幅修正，相应地，这也显得AI的评价变得不太可靠与稳定。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具备自主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基础上，不断与AI有效对话，确实能够带来新的视角与灵感。
赵汗青：
必然用过，体验就是无比快乐。DeepSeek能够大火，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回答充满了语言艺术，尤其是损人的语言艺术。我尤爱它那张淬毒的嘴。但仅让它“锐评”其他古今著名作家已经不够满足我了，我开始动不动就把我写的作品喂给DeepSeek骂，一般的指令是“说人话，禁止使用学术黑话，必须生动幽默x刻薄讽刺”。比如它就把我的一首诗里面的人物关系非常犀利刻薄地剖析了出来，语言类似于——“两个男主一个当精神伟哥，一个当肉体暖宝宝”“既想要神光普照，又不想给神仙交五险一金”……
我还给它喂过我写的小说，在这篇小说里，两个主人公之间有我埋得非常隐晦的爱情线，反正我亲测很多人类都没看出来。我之前拿这篇小说给另一个人工智能“豆包”看，怎么调教“豆包”依然不开窍，坚称没有爱情线。但DeepSeek端的是慧根惊人，不仅一上来就默认了铁定是爱情线，而且分析极其全方位、多角度，真真舌灿莲花，满口“洛丽塔式养成”“职场性骚扰”“金丝雀”“艺术疯子共谋”“美学斯德哥尔摩”“小绿茶”……看得我大呼真乃我的硅基知音！同时因为我是一个历史同人爱好者，我也让DeepSeek给我写过各种历史人物的同人文，篇篇带感，张力十足。
问：你认为当下的文学领域中，是否存在某种焦虑情绪？DeepSeek的出现会在多大程度上激起（或加剧）文学的“焦虑症”？
李宏伟：
文学乃至所有艺术领域的焦虑与现代化相伴随。一方面焦虑于创新，另一方面焦虑于对人类整体注意力的争夺，时代的信息化是两种焦虑占比的分界线。当下的文学领域，我们的主要焦虑不再是如何创新，而是对注意力争夺失败的恐惧，DeepSeek激起或加剧的，不过是这种恐惧的表征。这似乎是大势所趋，非主观意愿所能挽回，因为信息化带来的去精英化、去中心化、碎片化只会日趋深重，而创新乃至创新标准的确立，需要精英化、中心化的文学共同体的支撑。
林森：
若说当下文学领域的最大焦虑，那应该是作者、读者、编者之间没法同频共振，一篇文章的诞生，到底在什么范围内传播、到底还有没有人阅读，一直打击着所有人。文学本身的影响力萎缩了，可大家都摸不到根源在哪里。我是作者，是读者，也是编者——即使在我身上，我写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编的时候，这三者常常是分裂的，会用不同的标准来评判同一个作品。DeepSeek刚出来那些天，我感觉会带来极大的冲击，认为对编辑行当冲击太大，编辑很可能面对的是大堆AI创作的稿子，原创性甄别是很麻烦的新情况；但我也渐渐地安心下来了，因为我发现那种难以抹除的AI味，可以轻易嗅出来。对于很多初级的写作者来讲，新技术或许会让其如获至宝，但对那些真正渴望表达自我的写作者来说，文字从自己手中诞生，才是最大的快乐，他们不会轻易舍弃这份快乐。
李静：
我认为当下的讨论总是处于“评价焦虑”与“立场焦虑”之中，在对新事物了解不够的前提下，热衷于评断好坏、站定立场，却无力对更加务实具体的问题展开分析。此类大而无当的言论，可以休矣！
赵汗青：
从我之前接触最多、体验最深的学院派诗人群体和有关文学、学术氛围出发的话，我觉得焦虑感是非常明显的，甚至时常焦虑到了我觉得很无聊、很没劲的程度。几年前，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在网上跟一位著名大学生诗人聊天，他颇为开门见山地问我：“赵老师，你有抑郁症吗？”我几乎是一瞬间会意了他会这么问的前情背景，跟他说，“很遗憾地告诉你，我还真没有……”。他回答，那还真是难得。后来又不止一次有人跟我说过：“赵汗青，你快乐得真不像个写诗的。”这种评价经常让我诧异，因为我一直以为“快乐”是一种只有自己能感受到的瞬时情绪，没想到居然能表现为一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在诗人群体中竟被视为稀罕？
后来，我出版第一本诗集《红楼里的波西米亚》，软磨硬泡到了我的老师姜涛教授来给我写序言。他那篇《社交“恐怖分子”与当代诗》里面的很多论述，我觉得很精准。比如他说：“大家还是习惯在语言探索的途中顺便挖掘一下深度自我，即便不一定挂上苦闷面具，人和诗总会略带一些清苦、严峻的气息。赵汗青的诗，好像自动绝缘于这样的气息，她的诗骨子里是享乐主义的，每个细节都洋溢了一个社交‘恐怖分子’的自我愉悦、自我夸饰。”[1]我引这段，不是想说明我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而是想佐证我许久以来的一个感受：在写诗评诗的群体当中，“焦虑”似乎早已成为一种底色。焦虑意味着问题意识，意味着不断地深度挖掘，不断激活当代诗的活力，意味着思索诗歌对历史、对现实能做出怎样的回应或介入……同时，当代诗的创作者和批评者两个群体存在高度重合。每当我读一篇当代诗批评时，我经常就感觉我在被一种无望的、无解答的巨大焦虑感裹挟。这篇文章可能非常精彩、睿智，于是它就会相应体现为背后焦虑感之山重水复、引经据典、九曲回肠。而且，几乎罕有例外，再精彩的批评文章最后都会止于提出问题，而很少或者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焦虑雄文读得越多，我心中无语之情越深重。我时常边读边在内心嘶吼：“琢磨（讨论、掰扯）这么多干吗？！去写（诗）不就完了？！”而落实到写诗上，我也常常无语，心想发愁这么多、操心这么多干嘛？人就不能遵循本心地、舒舒服服地运用点“诗言志”“诗缘情”“独抒性灵”的“原始法则”吗？我经常觉得，在文学上，比起大焦虑、大批评、大问题意识，不如多动手去写吧。写不明白的东西，就多去生活吧。
至于与DeepSeek有关的文学焦虑症，无非是一种“人工智能写作会不会取代人类创作”的焦虑，这种焦虑往往是跟嘴硬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讨论最终价值点一般都落在“文学与个体心灵息息相关，机器永远无法替代！”但说句刻薄的，很多坚持这一立场的人类作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的写作还真是能被取代的。对于这点，我还是相信，与其焦虑，不如多写。多行动、少瞎琢磨，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警醒和勉励。
问：许多人感到当下的文学写作（尤其是传统纯文学写作）正日益走向山重水复、缺少变革动能的处境。创造性衰退的问题、传播力式微的问题，常常被充满忧患地提及。你觉得，在创造性和传播力这“一内一外”的两个维度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是会给文学提供更多的契机、还是造成更多的危机？
李宏伟：
时代也许需要我们重新回答，“什么是文学”。是目前这些体裁、文体构成的作品；是主要诉诸感性、宽慰人心，将个体与他人连接，至少是唤起连接冲动的各种文字；是只要有前述倾向、作用，未必需要以文字体现的所有表达——不同选择显然也将带来你上述问题的不同答案。我们说“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尽管如此，数学本身仍可独立而自在；我们强调文学的母本作用，当它如盐似水，化入各种艺术门类，是否还能独立而自在？
林森：
契机和危机永远都并存的。每一次的技术突破，都会带来创作形式和传播形式的新可能。刻在骨头、龟壳上的文字，是一种传播；铸在铜鼎上的，是另一种；写在竹简上的，又是一种；等到纸张出来了，又是一种——你能想象，在纸张诞生之前，会有人在龟壳上写《红楼梦》这样的长篇？也是有了互联网，键盘输入无比便利、网页展示轻而易举，才让几百万上千万字的网络长篇小说成为可能。人工智能介入写作，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现在预判，还为时过早。
沈燕妮：
尤其在今年，DeepSeek一类的人工智能所表现出的“文本创作”“艺术创作”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我认为，所谓人工智能如今呈现出来的“创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认知的“创作”。
简单来说，我们的生活的记忆、知识、理念和能够表达、书写和记忆的全部图景，是从感知经验来、从视觉来、从听觉来、从互动来，再经由完全不同的连接和协作构建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的相遇，又会产生出新的经验与互动。如此，那些文学和艺术作品能够跨越语言、时间、社群和介质，它所带来的震撼与感动，并不是与如今的AI一样，只是从文本来——因此，也无怪乎这些“创作”总有似曾相识之感，甚至涉及需要追根溯源的学术概念或引用，又会胡编滥造起来。
以非虚构写作为例，当我们在写作自己的过往时，记录的是自己所亲历的真实的世界，而当我们在阅读他人创作的作品时，两种生活、两个世界真实的触碰，让我们看到了无数模糊的和清晰的相似与不同，看到边界，看到融合。我们用自己体积大概只有1.2L，却有千亿（10的11次方）个的神经元、神经元间又有亿亿（10的14次方）个突触的大脑，让这些“感受”在神经环路进行接受、传递和处理。感知觉、学习、记忆、情感、意识等，在多个脑区、多个核团和多种类型神经元群体之间的协作，相互作用。
阅读如此，创作更是如此。人脑如此的精妙作用，是人工智能芯片还远不具备的；如此真心与真心交换的深层体验，是虚假的“创作”无论如何也无法给予的。
问：如何从伦理上看待人工智能创作的（或深度参与创作的）文学文本？
黄平：我举个例子，AI写的“思想汇报”，是不是真正的思想汇报？答案很简单，不是，因为AI只是在模拟内心世界。我想没有任何需要“思想汇报”的单位，允许工作人员用AI来写。同一个逻辑，在文学作品之中，就像思想汇报一样，AI也只是在模拟。除非我们完全不在乎本真性，不在于真品与赝品的区别，否则AI创作的文本，在功能性之外，没有讨论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一个粗俗的，或者说齐泽克式的比喻来说，一个人可以和充气娃娃完成性行为，但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
林森：我接受的人机协作的“底线”是：人写着写着，卡壳了，让人工智能给一下提示，但所有的书写，都还是得由人来完成。也就是说，写作者作为人的那个部分，仍旧要在写作中占据主要位置，才能算是创作。在创作中，人工智能和电脑键盘一样，应该是一个为人所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人的取代物。
李静：人机合作创作文本大概是不可逆的，这对于作者的中心地位与著作权制度带来颠覆性冲击。这提醒我们再度反思作者概念的独特性，作品是不是作者独特的精神创造物？作者的中心地位是否也带来某种封闭性？在数字文明时代，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集体生成知识、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类型更迭模式，以及以电子游戏为代表的参与式文本体验，其实都在突破印刷文明时代建立起的法律、制度与文化观念。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积极思考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标注AI参与度、撰写AI交互日记、批判性阅读AI文本等，这些是不是解决之道？是否要像建立学术规范制度一样，建立AI写作规范？如何在一键生成文本的今天，保有自主读写的意识与能力？还有许多更加具体的问题要去追问。
问：你觉得人工智能技术对文学写作领域的深度涉入，会对一些高度技术化的文学专业（如创意写作类专业）及文学工种（如文学编辑），造成怎样的影响？哪种文体或哪个领域的文学从业者，可能会感受到最大的威胁？
黄平：可能要做一点辨别：创意写作并不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文学专业。我们的创意写作教学，基本是名篇研读，介绍不同作家的不同经验，但很难提炼出标准的“技术”。假设我们搜集一下各个院校的创意写作讲义的话，你会发现大家对于写作技术的理解五花八门。我将创意写作视为“文学营”，而不是“流水线”。我不是瞧不起流水线，而是文学本身无法标准化，不像手机、汽车这些行业有标准化的技术，比如5G技术一定比4G好之类。
如果说有威胁的话，逻辑上讲，越是注重工具性的行业，越容易受到AI的威胁。反之，没什么工具性，而是比较注重人性的行业，不容易被AI取代。AI写不出《红楼梦》，但是让AI写一个体育报道，还是可以的。
林森：写广告语、写宣传文案的会最先被取代，你在提问的时候，把要求细化，让其瞬间产出来几百几千条类似“金句”的文字给你选择，总会有一个合乎要求或改改就能用的。
赵汗青：我觉得有两个文体领域的从业者最容易受到冲击——网络小说和诗歌。这两个文体看似是差异最大的，但我觉得他们会在不同维度上分别深受DeepSeek式人工智能的冲击。标准意义上的网络小说的生产是高度机械化的，作者一天基本都要码上万字，从早到晚，估计都没什么思考的时间就在那埋头苦写，一本书的字数也经常多到吓人，很难相信这样的写作里会有极其缜密、深刻的文学创新、文思文心。而DeepSeek毫无疑问，产字速度远超人类，自己造出的梗也常常甚是奇技淫巧，所以如果有一天网络小说的产出完全由人工智能操盘了，我也完全不惊讶，甚至觉得挺好的。当然，如果那时很多网络写手因人工智能的上位而“失业”了，也不是什么特异的现象，毕竟几百年来很多工种都因科技革新而缩减甚至消亡了。
至于诗歌，我觉得它容易被人工智能冲击，恰恰在于它对文学性的要求太高、技巧太多。因为当代诗歌普遍追求语言的“陌生化”，经常出现意象、语句的跳跃、断裂、重组，甚至这种特质变成了衡量诗歌水准的重要标志。所以，人工智能的一些胡言乱语就极易在其中浑水摸鱼。不仅新诗如此，旧体诗也非常容易受到人工智能的威胁，因为旧体诗的规则太多，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陈词套语太多，能表现“古意”的意象群也已非常固定、固化。“规定动作”越多，人工智能越容易模仿，而且分分钟比人类写得更像模像样。
问：最后是一个已被反复讨论但永远不能绕过的问题：在DeepSeek以及未来必然出现的更强悍的人工智能进阶体面前，人类原创文学最独一无二的“密钥”是什么？或者说，在AI兴起的语境下，文学创造最根本的尊严与价值在何处？
邱华栋：文学存在的形式和其外延内容很丰富。难道只有用Word文档排好打出来的才叫文本吗，这个文本难道是我们做文学创造的人的目标定点吗?文学只是人的精神层面的资源，目前，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人与人不需要见面的程度。你还是会期待一些有关文明社会的规则在日常生活中的投影吧，比如说，一个人打扮得很得体，待人彬彬有礼，一个人出口成章、振奋人心。一个人的临场反应，与人的交互效果好，都是他这方面修养的表现。
“原创”这个词，指向的是某种真实性和个人化，但真实和个人何尝就能够摆脱“被引导”的影响?兴许，原创这个词以后也不重要了，它不是一项最关键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词汇都被淘汰或者替换掉了。所以，可能讨论原创的秘诀意义不甚明了。
AI语境和文学的尊严并不冲突。二者不站在一个赛道。文学是自我表达，这个表达里就有尊严存在的。换句话说，它干它的，我干我的，我因为害怕被AI比下去而不敢进行自己的表达，才叫丧失尊严。
黄平：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试着去问数学家的话，你们算得再快，也不如计算器快，你们的尊严与价值何在？数学家会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数学不仅仅是计算。如果计算器无法取代真正的数学的话，AI也无法取代真正的写作。文学最根本的尊严与价值，就是人类最根本的尊严与价值，我永远铭记着本系前辈钱谷融先生的教诲：“文学是人学。”
林森：对于看故事的读者来讲，作者是谁或许并不重要；但对于作者来讲，某个作品署上他的名字，那种创造所带来的愉悦是没法取代的。创造的快乐，本就是人类存在的很重要一个理由，只要还有这样的追求，就不用担心会完全被取代。在人工智能可以彻底摆脱人类，直接处理一手经验之前，大家没必要太担心。人每天都在面对新问题、新情况，产生新情绪、新感受，这些是文学的基础，但这些只有很少一部分被人类写出来，成为人工智能的资料库，人工智能在这有限的部分中再随机组合一下，貌似“较新”，却并不能改变其炒冷饭的性质。所以，这也让我们警醒：只有不断求新、求变的创作，才有其价值；那些在舒适区里惯性滑行的懒惰者，终究会被淘汰。
李静：就像刘慈欣《诗云》里所写的，AI可以穷尽字句的组合，写出文字的无限可能性。但对于人类文学来说，最可贵的是“不得不如此写”的唯一性。我马上想到埃科的论述：“这也就是重大历史事件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即它们以命运、生命那些毫不留情的定律来取代上帝。‘不可更改’的记叙有它的功能：这些记叙即便违背我们的心愿，却注定无法去修改……我们需要其中蕴藏的那种严厉的‘压服性’的教训……那些‘既成的’叙述也教导我们如何面对死亡。”[2]人类原创文学里那些命运的幽深可怖、境况的独一无二、生命的因缘际会，都在有限中透出无限。我对埃科这段话印象至深，是因为许多独特的阅读体验印证着这段话。比如，我无法忘记在2020年的社会语境下重读韩愈《祭十二郎文》带来的震撼，那些无法修改的文字/记忆提供了某种生命教育，也令我们敏感于、感恩于、敬畏于生命的全部。
沈燕妮：就像在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结尾，落魄的中年男人唐志军指着老式电视机上的雪花点，对着银幕外的人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普通的雪花点，这是宇宙诞生时的余晖。”一个荒谬的“精神病式”的解释，同时是无比动人的、对超越所知的一切的寻求。
我相信一个好的“创作”能够给予这个世界的如此微妙的感触，正是因为大脑才是人类原创文学最独一无二的“密钥”。再说回来，文学创造最根本的尊严与价值在于我们作为人本身，感受、思考、理解、并努力呈现出来的一切。
赵汗青：我认为就是“表达自己”。即使没有AI闯入这一赛道，人类所有的文学创作中，能被广泛传播、公开发表、众人喜爱的也从来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文学”作品，基本上在作者写出了这个作品，完成了自己的表达欲时，其意义就已经全部实现了。就好像我在中小学时也写过无数如今看来狗屁不通的诗歌、散文、小说。虽然水平很差，但我依然记得我当时的情感、痛苦或想象力，几乎是一种后来难有的真挚、丰沛。当然，文学是残忍的，空有情感的真诚深挚并不能获得文学光辉的照拂。钱钟书说得好：“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3]但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即使一种写作，它只满足了、取悦了作者一个人，那也是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的。正是这种表达欲，是人类永远会区别于，甚至有机会超越于最先进的AI的地方。毕竟，AI是硅基的、物理的，人类是碳基的、既包含生物化学又包含生物物理的。人类细胞的自我复制依赖DNA指导的蛋白质合成，而AI的进化则基于人类预设的算法迭代。AI没有人类大脑的脑电活动，没有生物意识和自发思维。DeepSeek每天回答的问题要以亿为单位，但它是有人类问才有答，它没有表达欲。可作为碳基生命体的人类有表达欲。只要人类作者始终“表达自我”，即使很多人写不过人工智能，这种创作依然有跟人类这个物种一样恒久的价值。
用最悲观的视角来想，即使有一天，AI的文学创作能力已经可以轻松碾压最优秀的人类作家了，那也没什么可天塌的。毕竟，科技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放人类，使人类自我的劳动、学习、创造尽可能成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可被压榨的手段。《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对此都有很经典的阐释。《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4]所以，即使我们怀着很科幻小说的脑洞，想象有一天地球上最伟大的文学都出于人工智能之手了，那又如何呢？我们可以更科幻小说地想——也许那时候，人类可以在想读书时就读人工智能写的甚至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伟大文学，然后在有自我表达欲时，自由地、无功利地书写属于自己的碳基文学。
附：提问者的话，或几条札记
李壮
1．首先是一点说明：我是个话痨，但这次我的札记会尽可能写得短，最好每条两三句话解决战斗。因为大家读到这里，想必已经十分疲倦了，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长的思考和长的表达，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读起来最舒服的句子，就是不超过手机屏幕宽度的句子——这其实也正是数字信息媒介对我们生命内在知觉结构的改变，前文中已经有人提到了这一点。
2．第二点说明：参与问答的专家老师们为何是这些人。人员的选择当然有所考虑，主要是着眼于一横一纵两个方向的层次感：纵的方面，年龄要有层次，从“60末”到“00前”不同代际都有代表，年代看起来跨度不大，但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大概也能看出，这短短的三十年已被科技加速的坐标系分割出了多少个“经验代际”；横的方面，行业领域要有层次，评论家、小说家、诗人、编辑、老师、学生……对照多，趣味也才更多。
3．2023年我同样是在《扬子江文学评论》组稿了一篇关于青年写作的同题问答。在那次的“提问者札记”里我提到，“有一点遗憾或许在于，‘异’看起来还是不够多，至少没怎么出现针锋相对、答案相反的情况”。这次的情形或许算是一种错位的弥补：相反的答案和观点明显变多了。大概我们总算是碰上了一个还算溢出了固有话题域和观念域的话题。然而，一个可能出现的疑问是——这当然已经同我们这次具体的问答无关了——当我们终于脱离了那些“域”、甩开了那些共识性观念基础的束缚，我们究竟还能不能保证彼此是在“同频对话”而不是“各说各话”？
4．一种很切身的感受：这半年来我实在是谈AI谈累了。我其实有自省：当我被迫营业哇哇狂说的时候，我真的了解DeepSeek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吗？或者说，当我们如此扎堆地开始谈论AI话题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算得上真的了解？到何种程度才能算得上了解？甚至，在越来越精密复杂的技术系统面前，究竟还有没有人能真正、彻底、全面地了解一件事情——哪怕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是最贴身、最日常化的存在？
5．相较于“说”的内容，更有趣、也更不容易出现“AI感”的部分，其实是“说”的方式、“说”的声音、“说”的腔调。如果带着这种问题意识回头再看上述回答，我们会发现，不同回答者的表达习惯、词汇谱系、语言节奏感、语调和语速，大都有明显的不同。“个性”无疑是存在的。这算是AI时代里，“人的表达”对自身尊严的拯救吗？我不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大概可以对本文读者的阅读体验有所拯救。最后，感谢赐予回答的各位嘉宾，更感谢读到这里的读者朋友们。倘若“文学焦虑症”真的存在，那么根底上的疗方，大约也只能是继续努力地去读、去写——至于最终会不会有用，或许已未必重要。
本次同题共答由青年评论家李壮策划主持。
注释
[1] 姜涛：《社交“恐怖分子”与当代诗 | 赵汗青诗集〈红楼里的波西米亚〉序言》，“赵汗青之大文库颇雄壮否”微信公众号，2023年6月18日。
[2] [意]翁贝托·埃科：《埃科谈文学》，翁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3] 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7页。
[4]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