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是当下整个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社会实践。如作家阿来所说，从根本上说，这些举措是有意义的，更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作家们在面对这个现实，依然有不少认识误区。

不能成为专家，但必须具备一些常识，从另外的学科学到一些发现问题、解剖问题的方法。在理论上加强自己，这就是“天”。知识经验是“天”，现实体验是“地”。作家必须有“上天入地”的功夫。理论是人类对世界认知所达到的最高层面。我们常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站在前人总结出来的理论高度上。也许我们学有不逮，不能一下就站上巨人的肩膀，但我们搭一个小板凳，尽量伸伸手，摸一摸这个天，总会是有些好处的。总会得到一些启发，总会使我们观察现实时有更多的角度，使我们的笔触比过去更深入。如果不看天，也没有接近这个“天”的努力与愿望，要写出好的文学是不可能的。有时，我们老说现实总是比文学更复杂，这个情况当然是存在的。但更可悲的一个现实是，我们的作品总是低于我们书写的对象。文学本来要带我们去到一个大世界，为什么我们反倒会被文学圈禁在一个小世界里，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比如要写一个平凡的英雄，生活不够，浮光掠影，写不出那个平凡；自己都没有一点英雄主义的情怀，又怎么写出英雄主义的光辉。

文学要与世界对话，与全世界对话，不是自说自诩，更不是梦话，发高烧喝大了说胡话。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交汇点上。横向叫做空间，纵向叫做时间。中国人翻译佛经的时候，创造出来一个新词，叫世界。世是时间，界是空间。世界就是时空交汇、展开。纵向，我们讲晏阳初，讲费孝通，直到今天以举国之力施行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这是从历史到现实，讲强盛我们的乡村，美丽我们的国土的愿望与此同努力其来有自，是几代人的中国梦，今天终于得以实现。横向，我们看那些先发展国家，比如美国的农业，也比较那些发展水平与我们相差不多的国家，比如印度。当然，我们从外国文学的阅读中，得到过一些处理新现实的经验，但这到底是比较间接的，我们可以越过文学从历史学，从人类学，从经济学等方面学到更直接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其实中国作家写作是占一定便宜的。我们自己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上也叫“后发展中国家”。谁是“前发展国家”？欧美啊，因为他们先完成的工业革命，他们也完成了农村的新组织与建设。工业革命意味着要把传统的农业经济打碎重组，今天的中国农村就正在经历这样的历史性转变。

脱贫攻坚是历史性的课题，我们视野要开阔一些。这不仅是一村一户的事情，没有交通行不行？肯定不行。没有稳定的电力，行不行？还有办学校，办医院，建立完善的多层级的医疗卫生体系，这些也不是农民自己能解决的。谁来办？政府来办，社会力量也参与进来，企业也参与进来。这一来就牵扯许多实施主体，不仅仅是几个驻村干部和一村一户的老百姓之间的事情。这些要不要写？要不要关注？当然要写，要关注。

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全球化。全球化不是开玩笑的，不能说一个企业没有开展外贸业务，就不用理会全球化。不能说我们在自己村里种玉米，水是当地的水，生的虫子也是当地的虫子，跟全球化有什么相干。如果只是像一百年前，种出来就是自己吃饱，吃不完再酿点酒喝，当然没有关系。但今天农民的产品很多要出现在市场上。那就有关系了。玉米价格高低，跟国际市场有关系。今年雷波橙子的价钱高低，与美国的橙子的价钱有关系。盐源苹果价格好不好，也跟美国苹果价格有关系。今天中国大部分农产品价格都跟国际市场有一定的关系。

今天的中国农村，连丰收的概念都变了。过去丰收很简单，去年一亩地苦荞产200公斤，今年产了250公斤，就算是丰收了。但是过去很少交易，只是自给自足。现在你一亩地还是产250公斤，但是市场价格每斤降了两毛钱，你说是丰收了？还是歉收了？所以丰收的概念变了。这关系到市场定价，而这个市场定价不是由昭觉或西昌的市场来定，而是由全国全世界的市场来定的。所以现在没有自外于世界的人。这个叫做全球化。

现在做文学，也涉及越来越复杂的现实的方方面面，我们老是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很狭隘的空间，一个纯艺术的空间，这不行，写不出来伟大的作品。任何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都关涉了很广阔很深刻的社会现实。如美国作家斯坦贝克写《愤怒的葡萄》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他是“二战”时的战地记者，写战争通讯颇为有名，然后转向农村，开始写美国中西部的农场经济。那时候美国的市场就不是一个自闭的市场，而是面向国际的市场。他们遇到天灾，产量减少，更要命的是那时美国农业遇到了全国性的经济衰退，棉花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下挫，这个价格波动比因旱灾少收棉花的影响更厉害。而且，美国的农业变成农场生产为主的规模化农业后，农场主一定会向银行贷款，要买机具、买肥料、雇佣工人，等来年收成时再还。于是，许多农场主还不起债，面临破产。旱灾是天灾，价格波动是什么灾？农场主还不起债，只好抵押，抵押拖拉机，拖拉机不够，那就只好抵押土地和房子了。斯坦贝克写的是这个东西。

当然，当下的中国农业还不是发达国家那种状况，但农业发展的方向是往大致相同的方向走的。因为在一些方面，发生这样变化的条件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有些农村严重空心化，一些土地没人耕作，或者青壮年劳动力在城市打工，剩下一些老年人，没得到精细的耕作。一些发达的农村，像成都周边，多年前就开始实行土地流转了。办法是把分散在一家一户的零星土地集中起来，交由种田大户或公司去经营。去年，省作协也组织了几天活动，去阿坝九寨沟县农村采风，大家不是看到，那里有一个乡，全乡的土地都流转到一个能人成立的公司了，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同时还搞起了乡村旅游。回来，大家都写了些文章，我以为有人会关注到这个情况，来写一写。可惜没有人写。那个九寨沟的老板请我们参观了他的葡萄酒庄、羊肚菌生产基地，请我们品尝了自产的各种有机食品。但是大家都没有写，还是写了一些乡愁啊，湖光山色一类老套的文字。

所以我很多时候不愿意去采风，大部队浩浩荡荡，人家热情介绍，盛情招待，结果我们对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东西无感，下次再去采风会不会不好意思啊！反正我是不敢再去了。我这样说，话可能有点重，但我相信，如果写脱贫攻坚也是这样的作风，所到之处干部群众背后说我们的话肯定比这重得多。

孔子编《诗经》时倡导“温柔敦厚”诗教，我们说起话来也这样，总是客气，我也想当一个文雅的人，但有时有些事儿确实令人窝火，叫人温良不起来。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是中国当下伟大的社会实践。脱贫攻坚完成了，这个成果再得到进一步巩固，这里的老百姓和全国人民一起小康了，不止经济条件改善、文化进步、社会繁荣，我们不感到鼓舞，为此没有一点激情涌动。这不行。会下，我和几个作家交流，大家也感到光靠采风不行。那样可以了解一些面上的情况，也需要，但发现了线索，就应该有人留下来，扎下去。我不怕别人比我写得好，我希望别人都比我写得好，这样四川文学繁荣局面就真正到来了。我们四川文学界对四川人民就有交待了。

我还想讲一个外国人在凉山的故事。

临时想起来的，觉得跟观察凉山的现实有些关系，那就说一说他。凉山的同志可能比较熟悉他。因为他写过一本书，写民国年间甘洛县境内的彝人土司岭光电，书名就叫《彝人首领》。这个人叫顾彼得，俄国人。苏联革命后，母亲带他流亡到上海。到中国时，他才十几岁。抗日战争爆发时，有同情中国的外国援华组织援助中国，方式是帮助中国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搞“工业合作社”，其实就是帮助把中国城乡零散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搞各种手工行业的合作社，用这种方法来提高生产能力。大家看，那个时代的对华友好的外国人也认为，要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的问题，要从基层社会提高组织能力开始，从改进与提高生产技术开始。这样的认知，所采取的方法，我们是不是在今天的脱贫攻坚这个世纪工程中也看到了。顾彼得就受雇于这个援华组织，到中国西部工作。先到的地方是康定，但他的种种努力却受到地方保守势力的阻碍，得不到当时西康省政府的支持，但他也不肯闲着，就四处考察民情风俗，他从康定出发，冒险犯难，进入那时就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也很难进入的封闭的凉山地区，了解彝民族的历史文化。在甘洛，他遇到了岭光电这个上过黄埔军校的彝族土司。他的家乡的各个方面是如此封闭落后，而作为一个接触了先进文明的人，这个土司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在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坚持办学校，引入先进文化，力图以此来改变家乡的面貌。他因此写了一本书，记叙那时彝族社会的普遍状况，特别着墨于岭光电这个人与他所作的带着新气象、新视野的那些进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