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字里行间洋溢着的诗意与宁静，让无数茫然焦虑的心灵获得了滋养，深刻影响着万千读者的精神世界，也同样影响着作家阿来。

最近，“阿来：为生活做减法，为思想做加法”文学活动在老舍剧场举办，阿来从美国的自然文学谈起，谈论了《瓦尔登湖》的创作背景。

19世纪中叶，美国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如同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所写的，密西西比河上有了轮船，商业繁荣，有一批先知先觉的人意识到，当大家还在为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生活的权益、商业的繁荣而欢呼的时候，环境正在遭受巨大的压力。“当时美国制造业体现在两种公司的兴起上：一种公司叫林业公司，他们要大量砍伐原始森林，要建筑铁路和城市，森林的消失，让风带来的不再是树木的清香，而是雪原上的寒气与沙尘；第二种是矿业，挖煤的机器采矿用以提炼石油，这又带来水流和空气的污染。”阿来谈道。

梭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环保先驱”。他是一个少年天才，16岁就进入哈佛大学，但是他不追求寻常的成功，而是坚持做一个特立独行、有思想的人。梭罗非常崇敬他的师长、美国著名诗人爱默生，爱默生启迪他成为最早开始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瓦尔登湖》这本书就是他后来的一个实践。

时间来到1845年，梭罗突然做出一个决定——离开城市，回到尚未被工业革命影响的生活状态，于是他走向城镇旁边，进入到森林当中，给自己造了一间小屋，尝试在那里不用工业时代的任何东西来生活。

“我们的人生被许多无足轻重的事情耗费了。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基本上十个手指就能数得过来，顶多再加上十个脚趾，其他的都是可以丢弃的。简单，简单，再简单！”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这样写道。阿来将梭罗对自然的回归视为一场巨大的、长年累月的生存试验，是工业时代的人能否再回到相对原始的简朴生活的试验。

当惠特曼还在高声歌颂美国机器时代的到来时，梭罗已经洞见工业时代灰暗、潮湿的角落。阿来并不否认惠特曼等对工业文明的歌颂，但时代需要一类人走向“月球的另一面”，带领人们重新对眼前的一切进行审视和思考，而梭罗正是这类人。

“在浮华喧嚣的时代，需要这样一本书，让我们来重新认知它，重新打量它，最终慢慢进入它。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个书好是好，就是太枯燥了，所以读不下去。其实它并不枯燥，它有非常丰满的观察，非常生动准确的细节。不是它枯燥，是我们急躁，我们自己的心不能像梭罗坐在一棵巨大的树下面使自己安静下来。审美需要人有安静的心情。”阿来感慨。

“如果我读书，我愿意从一本书开始，去追溯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去读与它相关的一系列书，一步一步深入，这比读一本孤独的书有意思多了。”阿来也谈道，“梭罗的自然题材的写作还有很多，比如《野果》，书中有梭罗持续了十几年的观察：哪种鸟是候鸟，今年是几月几号飞回来的，明年又是什么时候飞走。树上一种野生植物的果实什么时候开始结果、开始成熟。”

阿来认为，当我们把这个世界非常功利地分成有用处跟没有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知识系统已经有了巨大缺陷，我们对知识、对世界不是全面接纳的，而是总在挑选。

阿来也在思考，为什么如《瓦尔登湖》一样的美国自然文学比较受中国人欢迎？“一个重大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直有另外一种比较消极的亲近自然的传统，叫隐居。但是隐居之后，主要是喝酒，偶尔悠然见南山，但南山上长什么树不关心，长什么草不关心，关心的还是自己。”

阿来认为，中国读者读《瓦尔登湖》的时候可能有一种误读，“是抱着一种想要逃避的心态，把它当成一种纯然的跟中国人精神非常相通的那种归隐的话，其实是误读。”阿来谈道，无论是梭罗还是利奥波德，他们都在努力把生态变成一门学科，变成我们对世界的一个完整的认知，把生态学发展成一种治理被工业化以来的人类所损毁的自然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