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最好的告别》的中心词是“死亡”，是告别人生。对于死亡，大多数的中国人选择的是视而不见的态度，除非死到临头，很少有人会真正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恐怕与孔子所言的“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论有关。

    我们这个民族在宗教意识方面是比较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是乐感文化，是对人生的实用态度，强调通过现世的劳动获取物质幸福、享受人伦之乐，与之相应的则是死亡的方式、尊严等问题被无限搁置了。但是，被搁置不等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随着中国社会整体物质水平的提升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很多媒体已经在探讨“中国人已经超越物质幸福阶段”这些议题，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人将和高度现代性的西方社会国家的人群一样，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寻求、思考个体生存的精神价值，身心如何安放等深层次的伦理问题。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死亡，每个人生命所必经的终点，显然也是我们思考人生意义无法回避的重要节点。

    蒋林的《最好的告别》是对“全球十大思想家”之一的阿图·葛文德医生的致敬之作。正如前文所述，我们已经到了和西方社会一样必须严肃思考这些议题的时候了，但与西方社会的人文传统相比，我们在这方面的思想基础过于薄弱，也因此急需加强。阿图·葛文德医生的《最好的告别》采用的更多是非虚构的方式，基于对临终者群体的采访。蒋林显然也颇受启发，他的作品也是基于作者对临终关怀医院的多年实证体察经验，但采用的是文学化的方式，通过一老一小两个主人公的典型体验探讨生命与死亡的辩证关系。

    《最好的告别》中两个人物的设置显然颇为用心。一个是饱经沧桑的老者，一个是初涉人世的少年，同样要面对沉重的死亡。尽管两人都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但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中，他们在亲人的理解和帮助下，最大限度地完成自己人生最后的规划，实现了与自己的人生言和、与死亡言和的目标。老人凌先生，既是一个作为平凡的普通人，也是一个写作者。这种设定既使得更多的读者能够从角色身上获得代入感，也使得人物具备超拔于普通人、深度思考人生的能力。凌先生放弃治疗一开始并不能得到亲人的支持，但他凭借坚持和耐心说服，终于获得了儿子的理解，在“世外桃源”安静地书写自己最后一部作品《与人生言和》；男孩小可见到了自己最喜欢的葡萄牙足球教练穆里尼奥，并成为了球队的荣誉成员。凌先生和小可还一起参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关于两人的追悼会。

    作者通过两个主人公的体验和思考告诉人们，尽量不留遗憾地离开人世是最为重要的，这样的死亡是有尊严的，这样的人生是有尊严的。

    同时，作品还涉及到安乐死等现实议题，这些议题的践行在现实当中依然面临重重阻力。正如评论家所说，“小说以艺术的方式将人道主义伦理困境与法律之间的二维悖论问题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出来，虽然安乐死的呼声几乎已经取得世界性的共识，但面对法律、人伦、亲情、生命、尊严等诸多要素，如何探索出一条更有效的方式，既能满足人道主义伦理要求，又与社会法理相符合，将是长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

    阿图·葛文德的著作曾有力推动美国医改政策。我们也希望，更多类似蒋林《最好的告别》的作品能够有力介入现实，推动现实社会的良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