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庄村的道路》

“作家如果不与时代同行，并借助时代的洪流，冲破自身的狭隘，就很难完成对情绪、心灵和人生的真正表达。采访毛相林，正是我深入现实肌理的一个机遇。”6月的一天，记者和罗伟章面对面谈起他的最新报告文学《下庄村的道路》，他道出了这样的创作初衷。

罗伟章

这部新作又是写的重庆

川渝作家应该共同书写

川观新闻：上一次关注您的报告文学作品，还是2020年的《凉山叙事》。时隔两年，您再次交出同体裁的作品，目光已经从四川转移到了重庆。能谈谈这次创作的缘由吗？

罗伟章：写这个作品，是中国作协创研部的约请，他们打电话来，说重庆巫山县下庄村有个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名叫毛相林，事迹十分感人，希望我去写一部报告文学。我当时没立即答应，是怕自己把握不住这个人的精神实质。当我查看了一些资料，毛相林和下庄村村民的生存环境，他们为修路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牺牲，都让我震撼——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故事，与我作为写作者的心灵形成了呼应，这样我才有了底气，才敢去写。先写成的是个中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主编施战军很看重，几次给我说应写成一本书，并向作家出版社副总编颜慧提起，颜总又来电话，于是有了现在的作品。

川观新闻：在这之前，川渝作协签署了“文学交流合作框架协议”，除了协议中提到的交流、采风、办会等方式，您作为四川作家，去书写重庆人重庆事，开辟了成渝双城共同书写的新模式。对于这样的尝试，您有何感想？

罗伟章：这是一种更加深入的交流。书写的前提是理解，四川作家去写重庆，重庆作家来写四川，有助于相互间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对文学而言，建立在精神层面的合作，才可能产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除了《下庄村的道路》这个报告文学写的是重庆，长篇小说《太阳底下》写的也是重庆——大轰炸时期的重庆。

川观新闻：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背景下，您觉得哪些题材值得四川和重庆的作家去发掘和书写？

罗伟章：写作题材的挖掘，那是全方位的，是非常广阔的。当然作家离不开特定地域的养育，现在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但对作家而言，养不活的是你的视野，你得尽可能拓展自己的宽度，另一方面，要特别懂得珍视能养活你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才是构成你写作说服力的核心。

川观新闻：您写重庆的脱贫攻坚，四川另一位作家卢一萍曾写过湖南十八洞村的脱贫报告文学《扶贫志》。是不是像这种跨地域写作对作家并没有太大难度？“异乡写作”和“故乡写作”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罗伟章：如果只是完成任务似的写作，也就是呈现事件似的写作，确实没太大难度，但如果要写出深度，写出何以如此、有没有别的可能、又是怎样的可能，就一定要进入内部，进入性格和伦理，那就难了。好在一萍和我去的地方，与四川有非常紧密的地缘联系，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阐释的方便。你说的“异乡写作”和“故乡写作”，是个非常好的话题，但话题很大，需要一个很长的篇幅才能回答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距离不是本质的，观念才是。

从悬崖峭壁进入文学现场

对疑问进行最好的作答

川观新闻：其实毛相林带领村民修出的路只有八公里，还只是刨出了机耕道。可能很多人会不理解毛相林何以感动中国，对于这样一个疑惑，您的书写会不会有好的回答？

罗伟章：那也正是我的疑惑，我不好好回答，就等于没有写。当年的下庄村，出村只有一条便道，便道不便，去那道上走，不仅人会摔死，连猴子也会摔死。村里的不出去，村外的也不进来。而毛相林作为村干部，去乡上开会，去党校学习，所见所闻让他再也无法安之若素。他对村民们说：“我们已经落后得太远了，再不进步，我们就成原始人了，就要拖新中国的后腿了。”而且，毛相林心目中的路，不是人行道，是能跑车的公路。四面石山，绝壁垂落，飞鸟也胆寒，怎么可能修公路？县上的村村通工程，也是将下庄村排除在外的。要修路，只能靠自己。这简直是疯狂的想法。但毛相林带领下庄人，动手了，刨出了八公里的机耕道，后来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得以拓宽、硬化，成为真正能跑车的公路。毛相林和村民，铸就了感动中国的“下庄村精神”。

川观新闻：我记得您当年创作《凉山叙事》时，阅读了大量彝族史料，还在昭觉县生活了两个多月。这次书写《下庄村的道路》，是否也有这样深入的经历？

罗伟章：尽管凉山在四川，下庄村在重庆，但事实上，凉山于我而言，有更多的、而且是多得多的未知，因此特别的辛苦。写下庄村，反而没有那么辛苦。当然题材本身也很不同，写下庄村要单纯许多。

川观新闻：去到下庄村和见到毛相林，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最打动的您的真实故事？其中是否有直接影响您架构整个创作的进入点？

罗伟章：有的。首先是看到一段他们修错的路。那是在悬崖绝壁上修路，工具是錾子、铁锤等工具，修一寸也备尝艰辛，错十几米，想想那种感觉，可他们居然没有沮丧，更没有停步，错了，改过来就是。再就是看到牺牲的那六位勇士的名字，六个呼啸的生命，都很年轻……这些虽然谈不上故事，但背后隐藏着丰饶的故事。有了这些，我心里就有了场面了。

川观新闻：《凉山叙事》的书写，把面铺得很开，很多人很多事。这次《下庄村的道路》的创作过程会不会轻松一点？是不是以毛相林为主要对象？在叙事手法和文学语言上，有什么突破和创新？

罗伟章：是的，就像我前面说的，的确要轻松一些。毛相林当然是主角，但群像也很重要，潮头身后是水和更多的水，才形成奔涌的河流。

打破镣铐解除“病灶”

让“报告”和“文学”共存

川观新闻：《下庄村的道路》时间跨度很长，毛相林43年初心不改，如何在那些茫茫旧事中打捞出历久弥新的记忆，但不沾染“故纸堆”气息，如何面面俱到却不陷于记流水账式的罗列，换句话说，您如何让这部作品既“报告”又“文学”？代入感艺术性感染力从哪些地方体现？

罗伟章：你说得非常好，当下的报告文学的确有两种病灶，一种是只有报告没有文学，另一种走向反面，文学有了，却没有报告。前一种直接驱离了书写对象的主体性，把书写对象和写作者自己，都工具化了，因此完全谈不上艺术性和感染力；后一种又削弱了来自生活中的真实力量，无法满足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期待。《下庄村的道路》这部作品，修路是整个事件的纲，纲举目张。万物都有时间性，唯心灵没有，精神没有，当心灵和精神得到充分发掘和呈现，就永远是新的。写作者要有一种能力，就是把逝去的时光和生命叫答应，与他们对话。

川观新闻：您曾说过，写报告文学，对小说家而言其实是不小的挑战。那么，从《凉山叙事》到《下庄村的道路》，您如何解决那些矛盾的？

罗伟章：小说家以虚构为食，并且借助虚构的手段，探究最本质的真实。报告文学却先就对你说：这里有一个真人，有一件真事，你把他写出来。当报告文学这样要求你的时候，你就成了证明真，而不是探究真。“证明”暗含着任务性、强制性。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所以要打破这种矛盾，报告文学作家同样得具有“探究”的热情、勇气和本领，要你写眼里的真，而不是别人给你的真。

无论乡村还是城市

深入内里窥见的都是时代

川观新闻：近年来，对于乡村的书写，您一直笔耕不辍。无论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您始终坚持待在山野田间，那里是您的出发地，又好像是终点？

罗伟章：也不一定。前面说到的小说《太阳底下》，就是写城市，那是十多年前的作品，读过的人都比较喜欢，上海批评家程德培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还称其为“出众之作”。近年来，我的一些中篇小说，比如《月光边境》《镜城》等，同样写城市。当然乡土是我书写的主体。所谓乡土，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乡村，城镇化进程走到今天，已经很难谈到纯粹意义上的乡村。作家不管写什么题材，都一定投射着时代的影子。

川观新闻：写乡村最终探究的还是人性。是不是放在乡村这个环境中，矛盾更激化，人性更突出？还是说，您其实没有刻意去圈定故事的生发地，可能放在城市当中，亦可如此？

罗伟章：人性是共通的，城乡都一样。乡村也不是矛盾更激化。从根本上说，我选择乡土是因为我对乡土有更深的感情投入，也更熟悉乡村人的所思所想。我的大部分生命是在城市度过的，但乡村是种子发芽的地方。人的记忆很多时候如同植物的记忆，在哪里发芽，就认定了那里的气味。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气味。如果辨识不出作家的气味，证明这个作家太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