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谁在敲门》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曾获《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长篇小说五佳、首届凤凰文学奖等。小说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亚洲周刊》全球十大华语小说、《长篇小说选刊》金榜领衔作品等。

名人

罗伟章

那时候，华蔚林在东轩城就有名了，茶余饭后，常听人谈起他，说他做过知青，下过矿井，在矿难中断了左腿，成了跛脚；说他有过四次婚姻，前三次都栽了花石榴，第四次终于结果，得一千金。说得最多的，自然是他的文学才华。他没念过大学，高中也只读过两个星期，却创作了百余万字小说。当年的东轩，写小说的如同现在炒股的，我是指人数，但也真有几位，冲出市境，在更大的世界混出了脸面——这其中不包括华蔚林，但无关紧要，华蔚林并不只靠小说挣名，他还写剧本，有一部剧还拍成了电影。

东轩市下辖一县，名普光，普光县大河镇有个奇女子，名叫许春苇，华蔚林那个拍成电影的剧本，就取材于她。许春苇十七岁那年，不幸触电，双臂被截。当她从手术台上醒过来，得知自己的处境，竟没半句言语，只静静地流了几行泪，就凭本能思考一个问题：人，是不是可以重新定义？手脚分工，是不是万万年的老眼光？假定人生来就没有手，脚不也要为手代劳吗？

观念催生能力。仅半年，许春苇的两只脚，就能自如地梳头、吃饭、写字，穿衣服，上厕所，更不在话下。又过半年，即能单脚走路，虽是蹦着走，却身轻如燕，顶碗水在头上，也不会荡出来。她就这样腾出一只脚来当手用，提篮拎筐，行茶办饭，啥事都不耽误，而且去福利院做义工，照拂孤寡。

许春苇的事迹，以前未见任何报道，因此可以说，是华蔚林发现了她。他多半是从她身上看见了自己。再高明的作家也藏不住自己，内心褊狭，字里行间就阴郁潮湿，小时候挨过饿，写块石头也能闻到食物香。华蔚林残疾那年，同样不满二十岁，却一步一跛地走到了今天。

单凭这一点，我就对华蔚林心生敬意，尽管从没见过他。

可奇怪的是，凡是谈论华蔚林的人，无不把他当成笑话。即使说到他的才华，也是当成笑话说的。我听来听去，听出一个意思：嫌他文凭低了。那正是唯文凭是举的时代，只要有张大学毕业证，长得再不好看的男人，也能怀抱如花美眷。东轩城出了名的那几位小说家，都念过大学，其中一位还出身复旦。只有初中文凭的华蔚林，实在不该抢占风头。我说，你们这是身份歧视。却没人愿意承认，他们说：你不知道啊？华蔚林是东轩四大名丑之一。

东轩类同重庆，是座山城，清溪河穿城而过，分出南北。北城是老城，所有重要机关、重要人物，都在那边，我所在的邮局，是在南城，地界所限，加上位卑人微，消息究竟不很灵通，“四大名丑”是第一次听说。问哪“四大”，张三说的和李四说的，很不一致。

但不一致的是另外三人，华蔚林则是众口一词，成为当然人选。

这倒让我对他越发好奇。

取材许春苇的那部电影，名字就叫《春苇》，上映没多久，便传来得奖的消息，华蔚林作为编剧，要去北京参加颁奖会。这也没什么，几位小说家已多次得奖，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都参加过颁奖会，可他们参加的，最多是当地部门领导出席，而华蔚林参加的，却有中央首长在座。正因此，东轩日报和晚报社，才连忙派出记者，去普光县采访电影的原型。

我听说，华蔚林载誉归来，无论风晨雨夕，都在大街小巷游走。他不是腿不好吗？没关系，走慢些就是。他那腋下，夹着一本厚达半尺的相册，见了人，就手一拦，然后把相册打开，一页一页地，翻给人看。那是首长与他握手的瞬间。所有照片都是那个瞬间，只是缩放成了不同的尺寸。

街市上最不缺的，就是人，因此华蔚林即使有健壮的双腿，也走不快。他不需要走快。他要的就是慢。他要把他的光荣，分享给每一个东轩市民。如果是外地游客，他更高兴。游客会把他的荣耀散布四方。看完相册，他便胸脯一挺，伸出右手，说：我以某某某握过的手，来握你的手！

这件事我听过不下五十回，其中有八个人，都说自己碰到过华蔚林，都看了他的相册，也见他伸出右手，无比庄严地说出那句话。

“我才不跟他握！”我的一个女同事说，“他领奖回来都有半年了吧？没有半年也有五个月，肯定一直没洗过，吃喝拉撒都用那只手，想起来恶心。”

我瞟她一眼，心里奇怪地有些寂寞。

幸好我从没对人讲过我尊敬华蔚林。

女同事问我：“你要是见了他，跟不跟他握手？”

我想了想说：“不。”

其实我也拿不准，说“不”，纯粹是为了讨好她。她长得很漂亮。

她又问我：“是不是很恶心？”

恶心这个词我说不出口。也不想说出口。她的眼神和口气，分明知道自己漂亮，也知道我是在讨好她，就想用她的漂亮和我的讨好来控制我，这就让我不喜欢了。

报纸上零星地有些关于华蔚林的消息，当然没说他去大街上翻相册、把首长握过的手赏赐给路人去握，是说他从北京回来后，市里组织了《春苇》的研讨会，连市委书记也到了场，并且讲了话。这样的待遇，也是其他作家所没有的。

说华蔚林炙手可热显得夸大其辞，毕竟，对他的报道并不多，连开他的研讨会，他也只是个由头，主要是传达市委书记的讲话。但说华蔚林春风得意，哪怕没亲眼目睹，只凭空想象一下，也应该是合理想象。

然而，合理的不一定合法，合理合法的，不一定正确。

在华蔚林自己看来，他既非炙手可热，也没春风得意。

他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这是因为，他以前是市文化局的小职员，现在照旧是个小职员。

对多数人而言，这已经很好了，毕竟，你曾经只是个挖煤的，你不仅从地下爬到地上，见到了太阳，还进了文化局。那几个小说家都在文化局，从不去单位，只在家睡觉、看书、写作、给读者回信、把玩女读者寄来的照片，薪水照领，稿酬自得。华蔚林也可以这样，但他不。他是天天要去上班的。

上班却没事给他做，这让他苦恼。

于是他去找局长。

局长说，你跟他们（指那些小说家）一样，没安排具体事，是想你们把写作当正事，你把正事做好不就行了？他问：“我正事做得好不好？”局长说好，但不能骄傲自满，要对得起你得到的荣誉。他说：“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局长把桌子一拍：“这就对了嘛，继续努力嘛！”

这时候，他摸出一支烟来点上。他平时不抽烟，带包烟去，是想给局长发，结果局长前天才把烟戒了，他怕浪费，就自己点了。不会抽烟的人，吐出的烟是散的，而且眯缝着眼睛。他就眯着眼睛对局长说：“你觉得李东平咋样？”

李东平是个小说家，但不属于最出名的那几位。

局长诚恳地说：“他还比不上你。”

“你是指哪方面比不上我？”

“当然是写作嘛，你到底有个剧本打响了，他还只是在冒闷烟儿。”

说着，局长把飘到他鼻子底下的一缕烟扇开，表情很是挣扎。刚戒烟的人，闻不得这东西。闻着臭。而且深知这种臭很容易就变成香。

听了局长的话，华蔚林摇着头，“不是这样的，”他说，“写作上，他固然比不上我，但关键不在这里。李东平当干部之前，天天骂娘，这里不公平，那里有腐败，骂得那个难听，你是知道的。可这样一个人，你提拔他，让他当了科长。我呢？洪水来了我写抗洪，旱灾来了我写抗旱，计划生育来了我写《独苗赋》，时代需要自强不息，我写《春苇》。我敢拍着膛子说，我所有创作的方向，都是指南针的方向。但我的忠心耿耿，领导并没看见，所以不愿给我事情做。”

“怎么没给你事情？写作不是你的事情？”局长又是那句。

“那李东平呢？他为啥就当了科长？”

这差不多是质问了。

局长不接受质问，因此沉默着。

沉默并不是态度，而是对态度的隐藏，只有当沉默变成声音，才能确证态度。如果一直沉默呢？那也是一种声音。华蔚林听到的，就是沉默的声音。

他照旧是个小职员。

他感觉到，自下而上不仅吃力，还是玩命，上头锨下一锹土，就能把你埋了；自上而下则不同，那是摧枯拉朽，也是归川入海。于是他不想再找局长，也不打算找分管文化的宣传部领导。他要直接去找市委书记。

市委书记姓何，早就知道华蔚林，因为《春苇》，又和华蔚林见了面，对他的来访很是欢迎。他先表扬了一番，又鼓励了一番，正要关心来访者的近况，华蔚林就说话了。他说的，就是给局长说过的，而且还说：“讲老实话，我有些伤心，何书记你知道，我不是为我自己伤心，我是害怕给社会上传递出一种错误信息，就是领导不需要忠诚，也藐视忠诚。我就为这个伤心。”

何书记什么表情，外人当无从得知，但传言者振振有辞，说何书记很尴尬。书记怎么会尴尬呢？便又纠正，说是愠怒。

不管是尴尬还是愠怒，华蔚林都没受影响，他问：“何书记，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书记翘了下指头。这很可能只是个无意间的习惯动作，但华蔚林当成了应允，说声谢谢，就站起身，从裤兜里摸出电话本，翻到某一页，看一眼，勾着上身拨个号码，再看一眼，再勾着上身拨个号码，这样拨过去，说：“我找梁部长。”大约过了半分钟，他嗨天嗨地地，说梁部长啊，我在遥远的东轩向您问好，向您致敬！并没说别的，只这么问好、致敬的重复几遍，就说梁部长，您日理万机，我不敢耽搁您，以后专程去北京拜望您。

电话一搁，何书记的脸色变了。

梁部长。北京。日理万机。这诸多信息，都指向特定的梁部长。

没过多久，华蔚林就当了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这期间或许也有短暂的过渡，比如先当副科长，再迅速扶正。但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是科长了。

许多人认为，华蔚林能得逞，是把何书记吓住了。华蔚林的水深水浅，何书记是摸不透的。他去北京受到过大领导的接见，很可能趁此机会，和某些要员结识。再者，每逢换届，省里的，中央的，当然也包括市里的，谁当选，他都要发贺电，你把这当成笑话，说首长根本看都不看，可万一看了呢？看了，就把华蔚林三个字记住了。何书记知道华蔚林，不首先就是看了他的贺电吗？鉴于此，何书记觉得，这个跛脚的矮子（华蔚林身高刚过一米六），即使不靠他，也最好别惹他。给个科室领导让他当当，也不值啥的。

如此揣度，相当于嘲笑华蔚林的同时，也嘲笑了何书记。

大家都相信何书记会那样想，都认为他不会怀疑：华蔚林的那个电话，果真打了吗？会不会只是装模作样拨几个号码，就呼天喊地一通？这是完全可能的，何书记竟然信，还被吓住了。毕竟是从基层上来的。何书记先是在公社当广播员，后管农业、管林业，再当公社副书记、书记，然后进区委，进县委，进市委，在市委多个部门混了一圈，才进入核心领导层，最终登上东轩最高宝座。说他是一步步干过来的，当然没错，说他是一步步吓过来的，也没错。

长时间被吓，人会变傻，这确实有科学依据，但落实到何书记身上，就是对他的污蔑了。从某种角度说，何书记是个单纯的人，至今接受电视台采访，还动不动就冒出从基层带来的粗话，比如：“今年雨水不顺，狗日的我们的粮食还是增产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何书记还有个外号，叫“茅台书记”，可他下去走动，你当真拿茅台给他喝，他会生气的，生气到饭也不吃，转身就走。底下人便向外地取经，换瓶装酒，还在那瓶上贴了标签，去的是普光，标签就是“普光白酒”，去的是红景，标签就是“红景白酒”，说：我们用土酒招待何书记。何书记闻一闻，抿一口，说，蛮好的，蛮好的，就是要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离开时，又说：你们这土酒不错，给我装二十斤，让我也当一下你们的宣传员。

这样的人怎么会傻呢？

分析起来，何书记给华蔚林一个职位，没别的原因，就是被华蔚林的那段话打动了。

哪怕仅仅出于好奇，我也想跟华蔚林认识。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作为“四大名丑”的当然人选，我却没怎么感觉到他太难看。即使丑，也丑得可爱，我是这样想的。这或许是我是非观念过于淡薄的缘故。我确实有这方面的弱点，见了漂亮女人，只要不像我那女同事一样想控制我，她再自私，再刻薄，我都愿意接近，好像漂亮本身就构成某种美德。男人的好玩，相当于女人的漂亮。

只是像我这种人，从单位出来，上五层楼，就是家，下五层楼，就是单位，单位说是底楼，却又要下二十余步石梯才到马路。我的意思是，我是被悬起来的一粒尘埃，凭什么去认识名人？

可梦想成真这句话，有时也不是糊弄人。《东轩晚报》招记者，我去应聘，竟被录取。报到那天我就想，我应该找机会去采访一下华蔚林。说来奇怪，华蔚林得奖（尽管只是电影得奖，并非他的剧本），包括开研讨会，日报和晚报登过消息，也整版报道过《春苇》的原型许春苇，却没见谁专访过华蔚林。我依然觉得这是身份歧视。没读过大学怎么了？高尔基什么文凭？那时候我少不更事，很有些忧国忧民，总担心墙面挂着羊绒毯，墙心却是豆腐渣。

不巧的是，我去晚报时，碰上副刊编辑请产假，总编认为副刊这东西，无非是个点缀，交给新手无所谓，于是就交给了我。我应聘的是记者，却做了编辑，而且一直做编辑——原编辑从产假回来，调到财经部当副主任去了。做编辑也行，定向策划些栏目，总有办法把华蔚林网罗进来。但想直接跟他打交道，就不那么方便了，除非我登门拜访。但我这人，道德感不强，自尊心却重，越想做的事，越有一只手拽住我，不让做。

万万没想到的是，华蔚林主动找我来了。

那是个星期二，我记得很清楚。上午十点左右，一个人进了编辑部。我们报社在北城清溪路，日报和晚报在同一个院里，日报在东楼，我们在西楼，其间隔着花坛和假山，假山上长着真植物，文竹、龙柏、罗汉松、凤尾蕨、鼠尾草、金银花，盛夏时节，蓊蓊郁郁，假山也因此成了真山。晚报的副刊部和体育部都在402室，当时正高呼体育强国，所以体育部人多，七八个。我坐在靠里，那人进来时，我是转头看见的，但哪想到会是华蔚林？

只见他抹了把额上的汗，张望两眼，才问门边的人：“请问哪位是余新老师？”我在邮局上班时，老的少的，都对我直呼其名，自从来到报社，作者全叫我老师，听了七个多月了，听惯了。实话说，我对作者算是热情的，很可能是晚报编辑中最热情的一个，但内在的傲慢也已生根发芽，自认为应答得很快，在别人眼里，多半如同准备冬眠的蛇，以至于我还没张嘴，那人就又说话了。

他说：“我是华蔚林。”

这时，门边的人才别过头看他。

而我，已经起身，并快步朝他走过去：“华老师好，我是余新。”

按理，他该迎过来，可他站着，微笑着，只伸出右手，等我去握。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关于他的传言，又活过来。他的手很小，湿津津的。握过手，我领他朝我办公桌走。他走得非常慢。我这才想起，他不是跛脚吗？而慢走时，完全看不出来。原来他就是不想显出自己的残疾，才站住了等我去握手，现在也才走得这样慢。当我明白这一点，同时也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受到伤害的人。我故意走得比他还慢，边走边说话。他一脸的真诚，真诚得像刚从老山里出来，那张黑瘦的脸上，不断探出头来的汗珠，也是黑色的。

他来找我，是为女儿。他女儿读小学四年级，写了篇作文，他认为写得很有意思，看能不能在晚报登一下，也是对孩子的鼓励。

作文写了两页半，字迹稚嫩而纤秀，每个字收尾一笔，显得重些，像是在下着某种决心。我收下了，说：“华老师，我一直想找你约篇稿子，知道你忙，还没好跟你讲。你能不能把创作《春苇》的经过和读者分享一下？”

“余老师，”他说，“《春苇》都过去好久了，你们说是你们的事，我自己再翻出来说，就不好，人家就认为我华某人没有新作，是江郎才尽。”说着眉心处挑了一下，仿佛“江郎才尽”是根棍棒，正戳在那里。

我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应付这类问答，更不知道我的约稿没约到点子上——他从不在意自己的创作，只在意创作和作品之外的人生——便笑一笑混过去，说：“华老师，你不要叫我余老师，你就叫我名字。”

“先叫不改，这是规矩。虽然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了。他说：“那我比你长十六岁，小二十了。虽然这样，我第一声叫了你老师，就不能二声三声又不叫老师。”

他是说到做到的，往后的日子，他都叫我余老师。

关于我对他的称呼，他说：“我叫你老师，你又叫我老师，人家还以为我们在互相吹捧。如果你觉得比我年轻那么多，不好直接叫我名字，就叫华科长好了。”

说罢就要告辞。起身后，他说：“我的文章不打紧，你把我女儿的看看。我是没动过一个字的，但你们编辑有权利修改，不对的地方，你帮个忙。麻烦你了余老师。”又是刚出深山老林的样子，甚至有乞求的意味。

这些做了父亲的人！尤其是华蔚林，得孩子晚，别人到他这年纪，再过几年，差不多就能当爷爷了，他的女儿却还是个小学生。在这种父母心里，孩子是弦断之前的最后一个音，是绝响。

离开时，华蔚林不再害怕我看出他的脚跛。现在我们算是熟人了，于是他不再回避。稍稍走快些，他就跛得非常厉害，双肩像气旋中的鸟。

我把华蔚林送到楼梯口，他下到三楼，看不见了，我才回办公室去。

同事活泛起来，说那就是华蔚林啊？不是说他长天白日抱着个相册吗？不是说他见了人就把相册翻给人看吗？今天咋没有？这也正是我感到意外的。因为就在上个星期，我还听人说，他碰到华蔚林了，华蔚林给他看相册了，还说我以某某某握过的手，来握你的手了……他腋下确实夹了个东西，是个黑色公文包，包是瘪的，里面很可能只装着他女儿的作文。

那是一个被众口扭曲的人。

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看来并非夸张。曾有人告诉我，华蔚林的前三次婚姻，都是离的，且都是女方要离，其中一个是嫌他精子稀少，弄不出孩子，另两个可能也有同样的原因，还可能有别的原因，但嘴上说的都是：我没福分，做不了名丑的老婆。

第二年秋天，东轩市举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晚会名叫“秋光灿烂”，大型者，既指规模，更指名角：这次从北京请来了五个名角，就是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其中三人还参加过春晚。如此盛事，东轩是头一遭，报社自然要全力以赴，记者不够用，我的胸前便也挂了个采访证。我的任务是采访现场，晚会七点半开始，六点钟我就进了体育馆。到七点二十，我看见何书记带着市委市政府一干人，迈着方步进来，在前排就座。领导有专门的记者采访，并不需要我去，这场晚会的重大意义，何书记下午就跟记者谈了。

七点半到了。七点半过了。八点钟过了。九点钟过了。体育馆里如群蜂朝王，却不见一个演员！同事传进来的消息是，演员被崇拜者堵在了路上。他们下榻的金辉酒店到市体育馆，两公里路程，密密麻麻全是人，风吹不入，水泼不进。武警倾巢出动，也无济于事。

何书记自然早知道了这事，可又不能退场，否则“重大意义”怎么说呢？而且也退不了场，几道门都被人肉封死了。仗着挂了记者的招牌，能在里面随便走动，我便装出不经意的样子，从何书记面前走过，见他木着一张大脸，也不跟旁人交谈，只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蒲扇。秋天也享受着明星待遇，被堵在外面，夏天便趁机杀回，在馆里烘烤。何书记进来时没带扇子，要带也不会带蒲扇，多半是工作人员找某个观众借的。

晚会拖到十点十分才开始，结束时已过子夜。那五个名角各唱了两首歌，从省里请来的喜剧演员，说了评书，演了曲艺和小品。观众找名角签名，名角把本子抓过来，再奋力一扔。也不怪他们，他们真是受苦了，来时我没看见，离开时是看见的：武警左右架着膀子，急速奔跑，名角双脚离地，二目无神，脸色灰败，像是被押赴刑场的样子。

学生观众被扔了本子，脸膛通红，似要哭出来，而有个中年男人却不依，当场就骂开了：“××！操啥子老大？老子一个月才挣百多块，你唱两首烂歌，就捞走东轩人民十万大洋！给老子十万，你把老子的脸踩两脚我也干！”

名角的演出费是商业秘密，外人是不知道的，但东轩城早在盛传，说每人十万元。其实错了，是二十万元，五个人共一百万。当然省里来的要便宜很多。这是华蔚林告诉我的。作为文化局艺术科科长，他亲自组织和参与了演出的策划和谈判。他愿意对我透露，是把我视为知己。其实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不多，但自从我发了他女儿的文章，他跟我说话，就是把家门关起来的声口，尽管还是叫我余老师，却没有丝毫隔膜，像我的名字就叫余老师。他多次请我吃饭，我去过两回，两回都在同一家馆子，只有我俩，没有旁人。

华蔚林还告诉我，那五个名角都不算贵，明年春天，他应普光县邀请，要在那边策划一场演出。普光出了许春苇，许春苇让他得到了最高荣誉，所以普光算是他的福地，他必须回报，请演员，就请全国顶级的，现在已跟某某的经纪人联系上，档期和费用也达成了初步意向，唱三首，九十万。“这还是看我的面子，”华蔚林说，“我说我是《春苇》的编剧，人家就认了。再加上东轩是革命老区，普光更是当年东轩游击队的发源地，人家政治觉悟高，愿意把价降下来……”

这些都是后话。

我现在要说的是，“秋光灿烂”那天晚上，华蔚林跟人吵架了。

事情发生在散场过后。我在馆里采访了观众，又抢到东门外采访了几位，觉得可以凑成一篇文字了，正要离开，却猛然听见喝厉之声。

这时人已不多，我一眼就看见了三十米开外的华蔚林，在他近旁，除几个围观者，还有宣传部分管文艺的副科长邢燕。喝厉之声就出自邢燕，她指着华蔚林的鼻子骂：“回家看看你那女儿，就晓得你遭了啥子报应！”

华蔚林的女儿我没见过，听见过的人说，长得出奇的古怪。主要是眼睛，说两个眼睛都长在太阳穴上。这是个什么形象，简直无从想象。而邢燕很美，柳条似的腰肢，春光般的脸，脸上会说话的，不只是嘴。坊间传，邢燕是何书记的情妇，我认为这是胡扯。果真如此，怎么可能只当个副科长？她都三十出头了。市财政局长有个情妇，比邢燕还小一岁，就当副局长了。分明是胡扯的事，偏偏有人传，也有人信。传言是命运的抵押品，很多人都不知道。

吵架的双方我都认识，我本该过去劝劝，可怎么劝？再公正的人，劝架时都会有所偏向，我偏向谁？论关系的亲疏，我应该偏向华蔚林，而且我没听见华蔚林骂邢燕，只听见邢燕骂华蔚林，还是骂人家未成年的女儿。然而我能够偏向华蔚林吗？且不说华蔚林是“名丑”（帮“名丑”说话，是要冒风险的，这是我到报社才学到的人生经验），单是邢燕那张脸蛋，那副腰身，就让我做不了石头土块的河岸，只能做随波逐流的浮萍。

再说，他们骂得太难听了。邢燕骂过几声，华蔚林也开始还嘴，他说你长得再好可惜也不是你的，是别人铺在床上的。这话从侧面证明邢燕不可能是何书记的情妇，否则华蔚林不会那样骂。邢燕则揪住华蔚林的女儿不放，说你那女儿想做床上用品，还不够格！这种骂法，多半不愿熟人听见。于是我溜了。

并没溜走，只是躲得更远些，隐在一棵大榕树底下。约莫两分钟后，他们分开了。是邢燕先撤的。即使别人不知道她的身份，也知道她是个女人，而且是个漂亮女人，骂街实在不雅。直待人走光，华蔚林才从那边过来，他走得很慢，却跛得让人心慌。从榕树外侧经过时，灯光照出了他的泪光。

他回家还有很远一段路程，但他没有打车的意思，连续几辆出租车从他身边过，且摁了喇叭，他也没招手。我想，今晚，他妻女肯定都来看了演出，只是演出结束就回去了，她们知道自己的男人和父亲是幕后主角，需要善后。幸好走了，不然，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恐怕还没等到进入青春期，青春就被收割了。

当我再也看不见华蔚林，只听见空阔的街道远处传来他一轻一重的脚步声，我才离开。我也没打车，是舍不得这夜景，寂寞而温和的夜景。就是从这一天，我明白了，寂静比喧嚣好，落寞比热闹好，世间的喧嚣和热闹，都是暴力。

无一例外。

我以为熟人中只有我才看见了华蔚林和邢燕吵架，谁知第二天上班，同事们都在说这件事。

当然也说演出，但演出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名角们唱的，在大街小巷早听得烂熟，何况现场演唱的比平时听到的，还相差甚远。也说“追星族”，明星们深夜回到酒店，并没能安生，因为崇拜者又追了过去，在酒店外呼喊他们的名字，警察动用非常手段，才在凌晨三点多将其驱散；虽没出人命，但医院里伤员暴增，断手断脚的不在少数，有的还缺了半个耳朵。自然，这些也就议论一下，不会见报。金辉酒店到体育馆，成山的垃圾里，间杂着屎尿和血迹，这些也不会见报。见报的，都围绕何书记的讲话精神：东轩下大力气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精神生活需要，由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迈进，由中低端文化向高端文化迈进。

同事们说过这些，就说华蔚林和邢燕吵架。

这才是重点。

华蔚林骂邢燕偷人，且是惯偷，是见人就偷，还曾经去偷他，他不干。邢燕说，我想偷谁就偷谁，我偷你，不过是想看你流口水。如此这般骂一阵，就动起手来。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吵了架，还打了架。邢燕虽是女人，身高将近一米七，加上高跟鞋，就超过一米七，华蔚林虽是男人，可那么矮，还是跛脚，不会丢了男人的脸？事实证明，男人毕竟有天生的优势，华蔚林刚好够着邢燕的胸，他就照着那里下手，把胸罩都抓出来了，像那胸罩是邢燕的赃物。

对这派胡言乱语，我只是听着。

我知道纠正非但毫无意义，还会把自己搭进去，他们去给别人转述时，话绝不会减少半分，同时还要加上：我们报社余新亲眼看见的。

华蔚林和邢燕为什么吵？

他们有什么深仇大恨？

关于这个，我倒是从同事那里得到一点消息。

两个月前，东轩市西北角的乐兴县开了个文化方面的会，由乐兴县宣传部主办，文联承办，在市里请了些人，包括邢燕和华蔚林，但主席台上，有邢燕的座牌，没有华蔚林的。华蔚林开会之前就看见了，但他故意走出会场，待会议开始，才又进来。那是个阶梯会议室，华蔚林敲击般的脚步声，从后面响到前面，或者说从高处响到低处。主持会议的文联主席很热情地招呼：“蔚林兄，就等你了。”华蔚林没应，继续走向低处。还差三排就走到底，他停住了，朝高处望，也就是朝主席台望，从左望到右，再从右望到左，随即转身离开。

他走到低处，是还要上到高处去的，但高处没有他的位置。

主持人着了慌，忙跑下台来留人，边跑边解释：“蔚林兄，你怎么的？你的座位在第一排正中呢，你怎么的？我们是把你当作家邀请的，所以没请你坐主席台，你怎么的？……”

这么念叨着，终于把人捉住。

但华蔚林手一拐，拒绝就座。

乐兴县宣传部长在场，部长对文联主席之前的安排和此刻的束手无策，很不满意，说：“上面加个凳子嘛。”

可麻烦在于，上面挨挨挤挤，坐了十多个，完全加不进去。

这时候，邢燕站起来了，邢燕说：“这样，我下去坐，华科长上面来。”文联主席又张手拦，宣传部长也说，邢科长不能下去。台上除了市里去的，还有乐兴县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但宣传部长是县委常委，常委发了话，副县长一干人也都起身，说自己下去。可他们都没有邢燕的动作快。不只是快慢问题，邢燕的那表情，自然得就如弱柳拂风，那眼睛，嗔怪地扫向副县长等人，好像是说，我正想下去呢，我是客人，你们都别跟我争。她清清淡淡走下台，没给现场留一块疤。当工作人员把她的座牌和华蔚林的座牌调换过后，她只是甩一甩头，说：“小妹儿，还有茶杯，上面那杯水我已喝过了。”语气平和、亲切。

华蔚林见状，竟没客气，上去坐了，坐得昂首挺胸。

表面淡定的邢燕，内心定是波澜起伏。她没给会议留下伤疤，却给自己留下了伤疤。伤她最深的，不是她下来了，华蔚林上去了，而是：只有她最该下来。台上坐的，除了她，都是正科级以上干部，包括华蔚林，也是正科级。你邢燕虽说是市委宣传部的，到底只是副科级。

如此推论，华蔚林就是针对她来的，华蔚林把她的脸扫尽了。

她心里恨。

恨是永不受潮的炮弹，不管是今天爆还是明天爆，反正是要爆的。

具体到“秋光灿烂”之夜，华蔚林和邢燕为什么吵起来，没人能说清，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枚炮弹醒过来了。埋伏起来的炮弹有时候不需要发射，也不需要引线，眼睛一睁就醒了。

这也是传言吗？

即便是，我也信。

华蔚林曾对我说：人出生时都是圆的，之后会越长越尖，人与人的区别，就是尖得是否锋利，所谓成长，不是自然地生长，而是有意识地把自己削得锋利，锋利了才能钻，才能刺，才能戳。他又说，等级是份根深蒂固的社会契约，你心甘情愿认同这种契约，或者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遵守这种契约，都只能收获失败的人生。唯有一个办法，是认同它，又利用它，万里长城也有缝隙，只要你足够锋利，就能钻进去，钻进去就有了阶梯，哪怕像我这样，是个跛子，也要不怕腿软，向上爬。他还说，你爬到了某个位置，就一定要那个位置的待遇，你谦虚，不要，人家表面上可能说你几句好话，心里头却在嘲笑你，久而久之，就看不起你，就不把你当成那个位置上的人，你的一切努力，也就成了白费。

他对我说这些，一方面是表明心迹，另一方面是规劝我。

我到晚报社虽然时间不长，可要是有人称我名编，我也不脸红，我策划的几个选题，都引起热烈反响，我编的稿子，国内知名选刊都有转载，“东轩晚报”几个字，堂堂皇皇地被全国读者知道，领导也因此认识到，副刊原来不只是点缀。华蔚林的意思是，既然这样，我就该去要个职位，比如副主任，甚至主任。但我想的是，给“帽子”是领导的职责，我的职责是编好我的版面。华蔚林听了，黑瘦的脸挣得暗红：“你呀！余老师呀！你这么年轻，咋那么迂！领导的职责是给‘帽子’，哼，哼，可是……”咬着牙，叩着桌面，很有些恨铁不成钢。

这期间，我碰到了李东平，就是先于华蔚林当科长的小说家李东平。但他现在不写小说了，也不当科长了。他决定下海，去省城做生意。

他开玩笑说：“有天晚上我做梦，梦里有人给我算命，说我朝西走才能发达，太西我不愿去，省城在东轩的西边，我就去省城吧。”

离开东轩之前，他请了一桌客，客人中包括我。我和他认识，也是利用“工作之便”。在我策划的选题里，有一个是“作家与午夜”，我不要作家写文章，而是让他们接受采访。写文章太斟酌，越斟酌，可能离真实越远。记者派不过来时，我就自己出马。事实上，共选了十位作家，有七位是我访谈的。他们本来就住在同一幢楼，出了这个的家门，脚步一撇，又进了那个的家门。那幢楼紧邻清溪河，周围都是低矮的商铺，不知为什么，分明一幢孤楼，却叫了八号楼。我在八号楼忙活了五天，完成了七个人的访谈任务。

谈得最多和最有趣的，就是李东平。

李东平从不熬夜，因此午夜都在睡梦中，他就讲他的梦，那真是光怪陆离，比他的小说精彩万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读过他的小说。采访每一个人，我都提前阅读他们的主要作品，包括华蔚林的作品。论才气，华蔚林远不及李东平，李东平身上有飘逸气，本来穿着华丽的袍子，即刻换成粗服布衣，他也绝不会错愕。这样的人，怎么会天天骂娘呢？以前听说华蔚林告诉局长，说李东平天天骂娘，是传言虚假，还是华蔚林诬告？

恐怕永远也得不到证实。

我感觉到，我们不是生活在生活里，而是生活在语言搭建的生活里，某一天语言转调，我们的生活就土崩瓦解了。这不免让我悚然一惊。

但不管怎样，李东平都钝化了对伤害的敏感。飘逸也罢，骂娘也罢，都会流失甚至丧失那种敏感。华蔚林的优势，恰恰是异常敏感。对华蔚林作品的认识，他自己的陈述大体不差，他确实需要借助指南针才能辨别方向，但那是大方向，一路上的沟渠河畔，山野林间，他都埋下了自己的痛。像《春苇》，与其说自强不息的许春苇是在与命运抗争，不如说是命运照见了许春苇经历的不幸。

因此从成就论，华蔚林更高，高很多。但要说人，我当然更愿意和李东平相处。李东平太有趣了。尽管华蔚林也好玩，但好玩和有趣，不是一个概念。真正的有趣，不只是会说笑话，而是把生活看穿。在我面前，李东平从没骂过娘，公平不公平，腐败不腐败，我觉得他只能从别人口里知道，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只需要有趣，也醉心于自己的有趣。有天我去见他，他说：“兄弟，我身上痛。”问咋啦？他说：“昨晚上，我的灵魂跑出去，不晓得为啥子，跟另一个人的灵魂打起来了，结果打输了，我醒来后，身上就痛了。”说罢哈哈哈笑个不停。

李东平为什么不把他的梦境写成小说？

我问过他，他的回答是：“有一种小说只写给自己看，比如梦。”

他像在暗示什么，不过我也懒得揣度。

我和他一样，也只需要他的有趣。

事实证明，对李东平的那期访谈最受欢迎。人人都被锁在生活的房间里，看穿之后，才能天宽地阔。李东平自己也没想到他这样受欢迎，竟然跟那几个最出名的小说家一样，收到大筐来信，其中包括不少女读者，信里夹带照片的，又占了十之二三。那段时间，我不断接到两种电话：读者的，问李东平；李东平的，请我去欣赏女读者的玉照。李东平的电话倒让我低看了他三分。他并没有炫耀，但给我的感觉是在炫耀。如此说来，把生活看穿这句话，很可能是一句废话。没有人能够看穿，无非是，每个人的门上挂着不同的锁。

低看了他，并不是就不喜欢他。有时候，越是低看，越是喜欢。这源于追逐真实的渴望。人们分明承受不起真实，可就是压服不了对真实的渴望。

跟李东平和华蔚林交往，我是从不避讳的。我知道他们之间有芥蒂，但不避。那次华蔚林去找局长要“事情”，华蔚林把李东平拉出来跟自己对比，还说他天天骂娘，局长转告给了李东平，李东平轻笑一声，吐了口痰。华蔚林后来听说了李东平吐的那口痰，当着我面多次提起，言语间既委屈，又不平，像那口痰就是他，他要弄清那口痰的下落，若吐在马路上，必被车碾人踏，若吐在石缝间，必腿脚不能屈伸……我也做出同情的样子，但假如我决定了一个钟头后要去找李东平，我会对华蔚林明说。在李东平面前也一样。

李东平请客那天，电话打到我办公室，华蔚林正好在，我也告诉他了。原来他知道李东平请客，但并没有请他。“八号楼是人不是人都请了”，却没请他。

他问我去不去。

我说人家马上要离开东轩，用他自己的钱为他饯行，哪能不去？

华蔚林的脸上显出悲哀的神色。

这悲哀让我有些恼怒。

但我没表现出来，只说：“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说你跟我在一起？”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暗淡了，摇了摇头。

接下来的半个钟头，他几乎都是用一个耳朵在听我说话，另一个耳朵，听他自己的腰。那时候，东轩城已出现了手机，但不叫手机，叫大哥大，我在街上就碰见过一个女子，举着个砖头样的黑家伙跟人对话，眼睛却咕噜噜地望着行人。她有显摆的资本，因为她拥有的，连华蔚林这样的正科级干部也没有。华蔚林腰间别的是个传呼机，又叫BB机——它叫起来的时候“哔”响，因而得名。据说那东西外国人是挂在奶牛身上的，“哔”声能催奶，还可呼唤它回去吃饲料。开始是响几声后，留下个号码，让收到信息的找电话回过去，后来进化了，可输中文，相当于现在的手机短信。华蔚林用的就是这种。

但半个钟头时间里，没有人给他短信。

或者说，李东平没给他短信。

并不像华蔚林所说，八号楼是人不是人都请了，客人很少，只有六个。也可能确实请了八号楼，只不过在另外的场合。这天的六个人，包括邢燕和市文化局局长。局长姓夏，我是头回见，脸膛饱满，梳着毛主席那种发型。仔细一看，还真有点像毛主席。结果这早就是共识。他抽烟，抽得很勤，是戒烟失败，还是根本就没戒过？若从没戒过，以前说华蔚林去找局长那些话，又大可怀疑了。

夏局长不仅抽烟很勤，连拿烟的姿势，吸烟的嘴型，说话的口气，包括某些字的读音，都极像毛主席。我这又才知道，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一心一意学毛主席。他出去旅游，游客会找他合影，有些上了年纪的，还抓住他的手不放，泪眼婆娑，竟至哽咽。那样的情景明显让夏局长非常享受，此刻谈论起来，也脸上放光。“我们的人民啦……”他说。把“人民”说成是“银民”。

“可惜了，夏局长你该去当演员。”我说。

我本是当奉承话说的，万没想到让夏局长不高兴。

入座时，李东平就把我介绍了，夏局长还表扬了几句晚报的副刊办得不错，这时候却指着我，一脸茫然地问：“这位同志……”

李东平又介绍一遍，并且加了一句：“我的朋友。”

有加这一句，夏局长似乎放了心。是“自己人”的那种放心。他点点头，说：“学毛主席，有不同的学法。学了去演戏，去出名，那是一种学法；学他老人家的精神、气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格，又是另一种学法。这后一种学法，才算学到了家。”

桌上响起掌声。我也鼓掌，并以崇敬的目光望着对方，心里却乐呵呵地想：你比华蔚林最多高三公分，想演毛主席也演不了。

掌声当中，菜上来了。李东平请夏局长开席。

邢燕坐在局长下手，殷勤地给局长斟酒、夹菜。她的动作真美。她啥都美。我坐在对面，刚好欣赏。但同时，我也想起她骂华蔚林女儿那些话，想起华蔚林脸上的泪光。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华蔚林流泪，连对我妻子也没说过，我觉得那是他一个人的秘密，我看见了，他的秘密也成了我的秘密，当两个人同时拥有一个秘密，比同时拥有一套房子联系更深。此刻，我欣赏着邢燕，是不是对那个秘密的背叛？是不是我也跟别人一样，有意无意间在践踏着华蔚林？

席上，邢燕没看过任何人，只看夏局长，哪怕东道主李东平去给她敬酒，她也是看着夏局长说话。她真能喝。夏局长也真能喝。一杯接一杯，都是一口干。李东平带来的两瓶茅台，很快见底。在这点上，夏局长没把毛主席学像。毛主席酒量不大。李东平晃着空酒瓶，说：“局长……”夏局长淡然地问：“光了？”李东平又晃了晃。“那就换一种嘛，”夏局长说，“我晓得这家店里只有五粮液，没有茅台，五粮液就五粮液嘛，我们又不是何书记，只喝茅台。”这话出格了，但因为都是“自己人”，夏局长倒也不在意，只笑了笑。

李东平出去了，起身时朝我眨了眨眼，我没明白，结果他走到门外，又朝我招手。我跟出去，他说：“兄弟，借我点钱，我身上不够。”我掏出374块。他说行。这钱李东平借去，再没还我。那是我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妻子是不主张我带钱的，她说男人有了钱，就想着花出去，你不抽烟，不嗜酒，也不赌博，就只有一条路可花。但我的理论是，男人的兜里，一两个月的工资是要揣的，不然压不住，走路发飘。看来我的理论是错的，我该听妻子的。

可能是因为提到了何书记，加上两种酒混搭，容易喝高，一直顺着夏局长说话的邢燕，把话题转了，说到华蔚林了。从华蔚林吓何书记说起，并且问夏局长：“是不是何书记让你安排华蔚林管艺术科？”夏局长笑而不答。然后又说到乐兴县那次开会，但没说华蔚林把她赶下台的事，只说华蔚林把乐兴县的领导都得罪光了，特别是文联彭主席，气得吐血！彭主席叫他“蔚林兄”，就把他惹了，中午吃饭，人家去给“蔚林兄”敬酒，他理都不理，弄得彭主席下不了台，只好又给他道歉，说今天位置没安排好（说到这里，邢燕抽了声鼻子，不知是位置的事引起她的记恨和痛苦，还是怪自己说漏了嘴），华蔚林却说：“你是正科级，我也是正科级，我规规矩矩叫你彭主席，你就不能叫一声华科长？”

席桌上哄笑起来。

我想起华蔚林曾对我说：“就叫我华科长好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两相对应，邢燕应该没有胡编。

我确实是那样叫华蔚林的。如果不那样叫呢？尽管我编发过他女儿的文章，而且发过三篇，而且每一篇都费了我很多心血修改——从情形看，邢燕不知道华蔚林女儿的名字，否则我就成了她的敌人了，尽管有没有敌人我并不在乎，但有个敌人总是不好——不那样叫，他恐怕也要记恨我吧？

想起来让人冒冷汗。

但邢燕的话也不全真。藏一截露一截，就不可能真实。奇怪的是，这样真真假假，才让人信得踏实，全假不行，全真同样不行。

他们说得热闹，我插不进嘴，加上小腹胀了，就起身去上厕所。进去才发现，李东平也在撒尿。他何时出去的，我完全没注意到，证明我也喝多了。我从李东平兔子样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的眼睛。他撒尿时一点也不飘逸，两只手捉住，腰弓着。他就以那样的姿势对我说：“邢燕绝对没戏唱。”

这是什么意思？他进一步解释，声音放得很低，湿漉漉的嘴凑过来，喷着酒气说：邢燕刚解决了正科，想到文化局当副局长，但华蔚林也在争那个职位，十之八九，邢燕搞不赢华蔚林。

“兄弟你没下过乡，”李东平说，“我是当知青过来的，我晓得点麦子的时候，撒了麦种，要用夯板压，把地压实，实得可以跑马，也可以过车，这样生起来的麦苗才壮。华蔚林就是被压过的麦种。”

说罢，李东平打着尿噤，鼻孔里呜呜响。

他这样子让我感觉到一种寂寞。今天是为他饯行，主要客人却没提一句祝福他的话。他何以连科长也不当，要辞职下海，表象之外的原因也无从知晓。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