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79岁生日在夏秋之际，按照中国人“男做单女做双”的传统，理应做一回大寿。年年春离冬归、在外打工的乡亲感念于父亲的好，便邀约在正月十五离开老家之前，提前给父亲办了个简陋的寿宴。两桌人、几瓶酒、一席话，虽不隆重，但旧日情怀、温情脉脉，让父亲老怀大快。

宴毕，几家人凑了1500元生日贺金交给母亲，母亲推辞不受。最后是为首的大乌假意收回了，然后悄悄放到了酒店的前台，由前台转交给了母亲。

为这1500元礼金的处理，父亲和母亲犯了愁。

按两位老人的本意，是不打算请乡亲的。原因当然是退休后和我在成都生活多年，老家的人情关系逐渐疏远和淡化了，过生请客，不免招来“请客就是收礼”的闲话。即便要提前过生，也再三表示不收礼金，以免增加大家的负担。礼金交过来，送礼金的那些乡亲又陆续离开老家，退不退、怎么退便成了问题。

首先说退不退。两桌饭的费用1200元，父亲已经和酒店结清，按理，乡亲们凑的1500元礼金，就应该算作酒店的开支，至于多的300元，可以算作乡亲们给父亲过生的贺仪，可以安心收下，将来再一一还回去。所以，按大哥的意思，这个钱就不退了。但父亲坚持要退，并且把退的任务交给大哥，这就让大哥很为难：哪家出了多少，不可能一一去问，再说，问了大家也不会回答。即便按平均退还的方案，通过微信转账还回去，大家也一定不会收。

父亲便来电话征求我的意见。

我理解大哥的难处，考虑到“礼尚往来”这个传统，将来乡亲们难免有嫁女儿、娶媳妇的喜事，届时再加倍还回去，既活络了关系，也增进了感情，两全其美，因此我便建议不退。

犹豫了两天，父亲同意了：礼金不退。

但他又提出来一个新想法，礼金虽然不退了，但得有一个有意义的用法，原则上，还情是一回事，怎么有效、有意义地使用这笔礼金，又是一回事。

父亲在老家乡镇当过多年干部，又雅好文艺，退休后参加了县里的诗词协会，时不时要参加协会的诗词创作笔会。老家靠近嘉陵江支流龙滩河，背靠玉屏山，算得上山清水秀。恢复高考后，也走出来一些人才。但这些年大家陆续到周边中心镇或者县城买房子安居，老家日渐颓败，他便想结合地缘关系和村史，写一篇赋，再找石匠刻一通石碑，竖在村子入口，既成一道风景，也为村子，留一个念想。

为此，父亲已经提前做好了预算：请人刻碑，外加竖碑所需的水泥河沙等材料及工钱，刚好在1500元之内。在他看来，这笔钱，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用法了。

但这个想法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理由当然不外如下：第一，石碑当不得饭吃，乡亲们文化都不高，更看重实在，父亲的想法，实在太书生气；第二，老家人口越来越少，未来不排除彻底被整理归并，村子既然不存在，那么，记录村史的石碑就更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最为关键的是，碑是你自己写的，写得好不好先不说，不明事理的人，会说闲话：这不是拿大家的钱给自己竖碑吗？当过一个小小的乡镇干部，就那么想找存在感了？

两个老人为这事争执了几天，互不让步，最后请我拿个意见。

其实，内心里，我是支持父亲的想法的。

但母亲的反对也大有道理。在乡亲们的认知里，石碑远没有送孩子读书、中心镇买房、或者吃一顿好的来得实在。再说，所谓村史，可以说得出来的，不外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几十年，至于山川河流、人才教育、农业变迁、经济发展，在我们这样的小村子里尚且说不上宏大深沉，放在一乡、一县的历史洪流里，则更见微小而轻浅了。

我理解父亲的文化观念，还有趋老之年对于凡人壮举的一种执念。他希望他的凡人之碑，被时代记住，被后来人记住。尽管，他的所谓赋文，在我看来，可能质量不高；尽管，那石碑，更多会被现实的落叶和迁徙的污泥遮蔽；尽管，有一天，这石碑会被人遗忘，或者被改造成洗衣池、铺作路基，甚至，和慢慢消失的村子一起消失。

但它只要存在，便会提升一个村子的文明高度和时间长度，即便昙花一现。

更何况，这石碑背后，是一个礼金使用的去处，它虽然说不上高尚，但绝不庸俗。

我没有理由不认同父亲的想法。

思虑再三，我还是接受了残酷的现实，那是母亲朴实的逻辑之中所隐藏的父亲微小“私念”的不确定性：无论它多么小，一旦存在，便可能被放大，便可能消解这凡人之碑中绝不庸俗的“公心”。假如父亲幼年失怙、早期村会计、后期乡镇干部、晚年退休老人的平淡经历里，确乎有那么一点点可以让乡亲们感念的好存在的话，那么，它大可以只存在于乡亲们的口碑里，而不是勒石而铭的石碑上。

对一个凡人来说，石碑太重了，它的力量，凡人承受不起；而口碑呢，却是凡人一生最是躲不过的无形之碑，它的毁誉，无关轻重，却自有质量。

我对父亲说，你要自信于口碑的质量，而不要在意石碑的力量。

父亲沉默了数秒，最后对我“哦”了一声，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