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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杜阳林谈小说《惊蛰》创作:“为了往昔那一代的年轻人,也为了现在的年轻人”
来源:封面新闻 | 张杰 编辑:梁曌 时间:2021-07-07


惊蛰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一,雷声轰响,叩震万物,预示春归大地,人间青葱。节气之中,它是“有声有响”的,轰轰烈烈,惊醒的“蛰”即小虫,从此跨入新的生命序列,迎接新的成长季节,桃红李白,春和景明。这一节气所蕴含的自然人文气息,也引发作家杜阳林的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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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0日,国内一线纯文学刊物《十月》推出最新一期。在推出的两个长篇中,其中一篇是来自四川作家杜阳林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惊蛰》。2021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惊蛰》单行本。7月7日,《惊蛰》单行本首发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杜阳林是如何构思这部小说的,他又是如何从一名曾经的媒体记者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在研讨会召开之前,封面新闻记者也对杜阳林进行了一番专访对谈。

封面新闻:《惊蛰》这个小说以主人公凌云青四岁到十四岁的成长经历为脉络,串起了“川北观龙村”一户凌姓人家的十年故事。这里面有真实的影子吗?这里面有你们家乡真实的状况吗?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杜阳林:《惊蛰》小说里的某些人物,在我的家乡是有现实原型的,但“文学创作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即使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也会进行艺术加工,小说中有“真实的影子”,却无法“一一对号入座”。“川北观龙村”是虚构的村名,但我也曾在一个与小说观龙村相似的村落里,从呱呱落地,长成一个少年,然后幸运地上学,去往城市。虚构的观龙村,依旧承载着我对故土的种种复杂情感,对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有着万千思绪。《惊蛰》里有很多细节,都来自于儿时的故乡记忆,具有写实的意义,比如家乡房前屋后的竹子、土地干旱缺水、家家户户掏红苕挖窖坑、冬天人们用“烘笼子”取暖等等。在写作过程中,尘封的记忆随着情节的推进喷涌而出,原以为生活的记忆像一粒种子,埋在冻土里早已僵死,但遇到了合适的温度、光照和水分,立即抽根发芽,蓬勃生长,展露非凡的力量。对我而言,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但写作时持有的情感,却显出“非虚构”的性质,我在往昔里打捞真实的回忆,又将回忆打散、拆分,重塑为崭新的文本,这个过程便是虚构和非虚构相互碰撞和交融、渐渐达到和谐一致的融洽,这也是我感到写作最为迷人的地方。

“书写让我找到一把神奇的钥匙,让从前的时光历历在目”

封面新闻: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什么?

杜阳林:写作《惊蛰》,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承诺。从“起念”到“成稿”,前后有五六年时间。《惊蛰》主人公凌云青的“人生十年”,也是一个贫瘠偏僻小村落的十年变迁,这是一段不该忘却的时光。书写《惊蛰》,让我再度重温了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激情,对未来的希望,对人生的初悟。透过文字的回溯游弋,书写让我找到一把神奇的钥匙,既能让从前的时光历历在目,又能与如今的我血脉相连。

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何会花几年时间,在心中一遍遍打磨和润色这个故事,因为它从来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直到真正将它写下来,才让自己更加完整,并且依旧相信,我有着数年前对理想的执着和信念,无畏于当下,无惧于未来。

每一代年轻人,都会面对自身的困惑,直面种种挑战,进行自我的觉醒和突围之旅。“凌云青们”的成长和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同频合拍,现已是社会中坚力量,他们能否为现在的年轻人带来一点启示,一点指引呢?或者,从精神的层面,对当下迷惘的青年有所鼓舞和帮助?这便是我书写《惊蛰》的初衷——既为了“往昔那一代的年轻人”,也为了“现在的年轻人”。

封面新闻:为什么选择“惊蛰”这个节气名称作为这个小说的名字?

杜阳林:乡村的耕种自古以来注重节气。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在我有记忆时,便明白农人是“靠天吃饭”的,即使大字不识的农人,也对节气有所认知。春种秋收,老祖宗传下的节气知识准确地指导着耕种收获,而在二十四节气中,我唯独对“惊蛰”最感兴趣。惊蛰时节,春雷轰响,惊醒冬眠小虫,也惊醒了山川万物,我浑身骨骼仿佛也随之鼓满了力量。

《惊蛰》这个书名,不是我苦苦叩求,也不是搜遍枯肠,而是在某一天,它如同一道闪电,一记亮光出现于我的脑海,我明白再没有比它更适合的书名了,因为少年的我,与这个贫寒的村落一道,与我挚爱的家人一道,与痛楚或甜蜜的岁月一道,觉醒、磨砺和成长。所以,“惊蛰”既是那时一个人、一个村庄的苏醒,也是一群人、一个时代的觉醒。

“延续新闻媒体从业者的敏感,尽量让小说有故事、有灵魂、有思想”

封面新闻:在写《惊蛰》这部小说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杜阳林:除了在自己的“记忆库”中进行深刻的翻查检索,我还阅读了小说发生的时段,即1976到1986年间的相关报刊和杂志,这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一种“语感”。那时的村庄是什么样子,人们经历了怎样的大事件,如只从记忆翻检,是不全面准确的,还需要“那时的记录”,对我而言,阅读当年的印刷品,是很好的“返旧之途”。另外,我还悄悄回了几次老家,之所以说“悄悄”,是连此时居于乡间的亲人都不愿惊动,一个人去走走熟悉又陌生的小路,看看变化很大的那块土地,我甚至还想爬上当地的野棉花山看一看——当然最后没有爬上去,顺着山脚找了一通,上山的路已经被丛丛野草埋裹,彻底找不到了。幸好记忆还在,因鲜活的记忆而书写的故事还在。这样一想,多少也冲淡了心中的遗憾之感,更加感谢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封面新闻:你以前是媒体记者,这对你进行文学创作有哪些帮助?

杜阳林:之前在媒体工作了十几年,这段时间里,我从事新闻报道,现在想来,当记者写新闻稿,和作家写散文、小说,虽然是截然不同的写作体裁,但都有相通之处,对我如今重拾文学梦,有很大帮助。首先是思维上的助益。当记者时,我养成了“多维考察”、“换位思考的职业特性”,力求写出的每一篇新闻稿,都要客观公正,都要有力度。在面对文学创作时,我会延续新闻媒体从业者的敏感,尽量让小说有故事、有灵魂、有思想。其次是素材的积淀。小说创作是虚构的艺术,但这虚构之中又需要真实生活的原型,之前有过媒体任职的经历,面对过形形色色的人,采访过光怪陆离的事,很多素材都能为我所用。

感谢自己曾为媒体从业者,这样的工作培养了我的严谨思维。以前我所在的媒体对新闻质量要求很高,错一个字、一个标点,语义发生断裂、写了病句等等,都有前辈和老师给我指出,从而让我养成了对文字负责的态度,现在用于文学创作,依旧保持那份初心,严格要求自己。

“文学不是灵丹妙药,但它至少能给我们勇气”

封面新闻:能看得出你对写作很有追求,你的下一部作品是写什么?

杜阳林:我的下一部作品,还是想写乡村,不过是写“现在的农村”。新的乡村,有了通达的道路、有了水和电。光纤和网线入户乡村之后,初看与城镇没什么差别了,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问题,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是因为时代变化而带来的新问题,我想正视这些问题,面对当前乡村发展遇到的困惑而写作。

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几十美元,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广大农村人民的生活都极为不易。改革开放以来,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的解决,中国人民正在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如何让脱贫之后的农村能发展得更好,从物质和精神上都得到切实提升,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我希望能通过下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写,来梳理乡村现状,以文学的方式来思考和求索“更好的未来”。

也许,文学不是灵丹妙药,无法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它至少能给予我们以勇气,教我们积极思考,并将自己的困惑和苦恼,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给更多的人,让大家去了解情况,形成情感的共鸣。就像作家阿来讲的,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文学能改变世界,写作终究会让我们的人生因自省而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