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饥渴难耐，想喝上一杯。我冒着被抓捕的危险走进一家小酒馆。自从害过一个人后，我已记不清自己多久没有去过这样的场合。

我进去的时候，小酒馆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胖胖的男人站在柜台里，一看他就是老板。还有一个男人背对着我。

“喝点什么？”老板笑着问。

“半打教士。”我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我觉得这个角落对我来说相对安全。

“第一次来？”老板端着瓶酒向我走来，他笑着问我。

我把头转向其他地方。没点头，没摇头，也没看他，算是一种回答。

“先开几瓶？”他说。

“我自己来。”我的声音不怎么像自己的声音。

“那你自便。”他把酒和杯子放在桌上，转身回到柜台。

啤酒瓶盖“砰”地一声被我打开，久违的酒香从瓶口窜出来，我给自己倒上满满一杯，一饮而尽。

“你人缘好，帮我想想办法。”背对着我的男人对老板说。

“说不定啥时候你还能派上用处。”老板怪里怪气地笑着。

“妈的，这个住所离我妻子太近了。”男人说。

“你自找的。”老板边擦柜台边说。

男人喝着闷酒。

“你这贪心的家伙，简直是想把自己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老板说。

“我当时就是他妈的疯了。我想让她们两个都离我近些。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男人对老板说着。

有人推开酒吧门，进来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和老板很熟，他俩扯开了话题。被冷落下来的男人要了一打啤酒，坐在我邻桌的位子上。

两个孤寡的中年男人坐在邻座，没女人陪，连一个朋友都没有，这种感觉很是怪异。况且酒吧里的轻音乐还那么优美。我端起酒杯，猛喝一口。凉凉的啤酒顺着喉管流下去，人间的凉意更透彻了些。

“兄弟，等人？”那独自喝闷酒的男人把脖子伸得长长，他举起酒杯敬我。

“还真希望有一个什么人让自己等。”我往杯里倒着酒。

“介不介意咱俩拼一桌？”他对我说。

一个孤独的男人跟另外一个孤独的男人说这样的话，未免让人心碎。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这样让我难过的事情。比起我害过一个人还要难过。

“如果你想的话。”我说。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应该不会记住我的脸。除了我右耳朵下面那颗大痣，我的脸一切平庸。我曾想过我被通缉，我的照片散布在厕所、电线杆、哪棵不起眼的树干上，人们一定会注意到我那颗大痣。通缉令上也会注明这么一条：此通缉犯，右耳朵下面有颗大痣，深棕色。显然深棕色的大痣比我的名字更重要。看过此通告的人，不一定会记住我的名字，但会注意每一个右耳下面长着一颗深棕色大痣的人。他们会怀疑那人就是我。我一下在人群里多了起来。

“一个人坐着喝酒，让我难受。特别是这种时候。”他刚坐下就说。

我没问他这种时候算是什么时候。我知道每个人的这种时候都会不一样。

他一脸丧气。我把头转向其他地方。几根头发粘在我的嘴角上，我用手轻轻捋了捋。是的，为了遮住那该死的大痣，我已经留上了长发。

“为难受干一杯。”我说。我想在他前面伪装一下自己的声音，可惜做不到。很多东西没那么容易伪装。

“来一个。”他说。

我把他的酒杯斟满。我们甚至都懒得看对方一眼，就一口干掉了。

“我刚才听见你给老板说的话了。”我放下酒杯，若无其事地说。

“什么？”他可能没听清楚，或者为我怎么会关心这件事情而奇怪。

“房子。”我说。

他定眼看了看我，我看着他。我的眼神没有退缩，反而我想应该是很真诚的那种。我讨厌死了在自己身上用真诚这样的字眼。我是个不信奉真诚的人。

“是的。我不想再回那里，那破地方我永远不想回去了。”他的头深深地埋着，仿佛不是在给我说话，而是在质问自己的内心。

“多少钱？”我直截了当。

他把刚喝完的空酒杯对着酒吧里的蓝色灯光看。他在想一些可能和那处住所有关的事。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冒昧的家伙。听见别人东拉西扯的话，就信以为真。自从我害了一个人之后，我决断什么事情都很果断。再说，很多事情没给我太多思考的时间，似乎什么都迫在眉睫。

客人慢慢多起来，老板一直在忙着给每个进来的人打招呼。他们好像都是熟人，我想起眼前的这个兄弟刚才给老板说的那句人缘好的话。人多的时候，心是最孤独的。我真庆幸有这个兄弟陪着我，要不在喧闹的人群中，我有可能起身就走了，要不就难过地坐在这个位置上独享我的尴尬和绝望。

“你出多少钱？”他抬起头问我。

“我钱不多。我没别的什么意思，我的钱真不多。”我没说下去，再说下去，我会暴露自己是一个正在逃亡的罪犯身份，那就出大事了。

“十万有吗？”他盯着我说。他的眼神是坚定的。

“有。”我说。除了那该死的十万，我其实还有十万，那是我全部的家当了。不管怎样，我觉得十万能让我有一处安身之所，也算心满意足。我讨厌死了逃亡的日子。那种日子，跟自己随时会死一样。

“你确定你愿意？”他说。

我想说确定，但是我对那房子一无所知。我就是一个脑袋容易热的人。可我需要一处住所，我想在那房子里面好好地睡上一觉，再不担心那该死的旅馆服务员有事没事地敲门、送水、打扫卫生之类。房间门每敲一下，我全身的神经都会绷紧一次，心跳飞速加快。门上有洞眼的，我会透过洞眼往外看。我看的时间通常很长，我生怕警察藏在哪个角落里，我一开门，他们就扑进来。我对这样的设想有过很多次了，我有时甚至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就乖乖地躺在地上，任警察向我扑来。他们紧张得要命，而我躺在地上轻松地看着他们。

旅馆的服务员态度一般都不会很好，她们长得并不好看。她们会再敲门，烦躁地，凶巴巴地。我打开门，她们摆上一张硬脸给我看，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了，摔门而去。她们从来不怕被老板炒鱿鱼，可以说她们早就想炒老板的鱿鱼了，只是碍于某种情面，没辞掉这份工作。

没有洞眼的门，我会多问几次：谁？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再等我一下。其实我早就好了，我就在门背后，我说话时把头偏向后面，让门外的人感觉我离这里好远一样。我要多听听门外的人回答我的声音，甚至是那种不耐烦走动的声音。然后我才打开门，装着没睡醒的样子，抱歉地说一堆废话。

我经历过一次警察的抓捕。那天我整整睡了一天，他妈的我一天无事可做。白天不能出去，出去怕有人认识我，我活得比一只老鼠还要像老鼠。只有晚上我才相对自由。自从我害了一个人以后，我的生活就变成这样了。

我刚刚穿上衣服准备出去找点吃的，听见外面有几个人的脚步声。我从门洞里看出去，三男一女，他们直冲冲向我的房间走来。三男穿着警服，女的就是昨天给我送水的服务员。服务员敲了一下我的门，没经过我的同意，直接用钥匙开我的门。妈的，我简直无路可逃。我直接躺在了地上。

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他们果真紧张得要命。

“你咋了？”其中一个警察紧张地问。

他这么一说，我倒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一直想的是他们看见我这个逃犯，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按倒在地，有人压我的腰，有人抓着我的双手双脚，他们害怕一个连人都敢害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我没说什么。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把我扶到床上，给我倒了一杯开水，其中一个警察说打120。一听我就急了，我得做点什么。我慢慢摇头，用手指着我的包，那服务员倒是机敏，赶快从我包里翻出要找的药片，那药片就是个去痛片。我经常在我的包里揣着去痛片，我的身体经常不知道在哪里痛。吃掉一片去痛片，要不了多久，我身体里的痛就会消失。哪怕后面还会反复发作，不过在眼下总能解决临时的大问题。我已经离不开去痛片了。

女服务员问我吃几片，她一定不认识那白色的药片是去痛片，要不就不会问那么蠢的话了。我微弱地对她说一片，她立马取了一片放进我嘴里，端来开水让我服下。

“这样的住客你要多查几次房，免得出什么事。”警察说。

他们把我放在床上，问我确定不叫120，我摇头。他们走了。我听见关门时女服务员说：“警察同志，你放心，我们这是正规旅馆，没有你说的乱七八糟的女人。”他们一起“噔噔噔”地走下楼梯。我紧张坏了，一口吐掉嘴里的去痛片。我想我或许还真在那一晚救了几个乱七八糟的女人和男人。事后，再没心思下楼吃饭。我整整饿了自己一夜。

“房子情况咋样？”我对那兄弟说。

“情况不太好。”他干掉一杯，看着我说。

“说来听听。”我说。其实我想对他说，只要房子不漏雨，不太显眼就好。我只需要一个住所，让我能睡安稳，而不必成天担心有人在我毫不知情的时候扑向我。

“你听过飞机起飞的声音吗？”他问我。

“听过。”我说。

“感觉咋样？”他问。

“没啥好听的。”我答道。

他冲着我意味声长地笑着。

“没啥好听的……”他重复我的话。他又在透过酒杯看对面的那束蓝光。

我在脑子里搜索飞机起飞的声音，一时模模糊糊。我已经好久没听过那声音了。他妈的，我害过一个人之后，那声音就跟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一样。

“那声音，让我想到一只鸟从窝里掉下来。妈的，是一只有翅膀的鸟从树上掉下来。它翅膀坚硬，羽翼丰满，还是掉下来了，你懂吗？”他的声音有些恼怒，我不知道他在生气什么。

“这和房子有关？”我问他。

“当然有关。他妈的。”他说。

我们彼此喝下一口酒。小酒馆的老板在一张桌子上和几个露大腿的女人调情。其中一个女人的脚尖已握在老板的手掌里。

“你喜欢飞机吗？”他问。

“谈不上。”我说。

“真希望听见你说喜欢。那里有好多飞机，多得你都说不出有多少。它们白天夜里都在那里，你不知道它们从哪个方向来，什么时候会从你头上飞过，一次又一次地飞过，在你还没看见它们的时候，它们远远地告诉你，它们来了。久了，你会喜欢上它们可爱的声音，那么懂礼貌，比他妈的人还懂礼貌。”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的眼神发着光。

我转过头，看老板。老板的手到了女人的大腿上。他们在桌上干杯，一切都跟桌下的动作毫无关系。

“还有呢？”我说。我不想听他再说飞机。我想对他实话实说，我根本不在乎那些飞机，我需要一个能让我呆下来的地方，我关心的是这个。

“还有？”他皱着眉头想了想。

“那地方离文明远了点。”他笑起来。

“什么意思？”我疑惑地看着他。

“如果你想听到一切粗话，你可享乐了。那里连老得走不动的老人都会把头冲向对面的窗呼喊一句句粗话。那里的人跟傻子一样，每天说着粗话，他们的粗话是为每一句要说出口的话准备的。他们从来不关心响在头顶的声音。他们从不关心那些飞来又飞走的飞机，一点都不关心。妈的。”他生气极了。因为生气，他的声音有些大。老板把头转过来，他们什么话也没说，举杯默契地干了一杯。老板转过头又忙自己的事情了。

“我买下了。”他刚放下和老板喝酒的杯子，我说。

他愣了愣，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买下了，就刚才你说的那个价格。”我冲他说，我用我相信他能听得一清二楚的声音告诉他。

“你妈的就是疯子。”他站起来说，没和我告别就回到了刚才自己坐的那个位子，独自喝起酒来。

老板还在和女人调情。女人们偶尔发出爽朗的笑声，悦耳得跟一只兔子在追逐另一只兔子一样欢快。

我在喧嚣中孤独得要命。我准备喝完最后一瓶酒，就离开这个鬼地方，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也不该再有什么大事发生，除了一群警察在某一天某个我自己也毫不知情的时刻扑向我，而我却乖乖地躺在地上轻松地看着他们的紧张。

我起身准备离开。刚才和我喝酒的兄弟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说：“你真想要那房子？”

“我需要一个能住人的地方。”我说。

“世界真是疯癫。”他笑着说。

我耸耸肩，我无需对他解释什么。

“明天中午这里见，你带钱来，我把房子相关证明带来。忘记告诉你，那该死的房子基本没什么正规手续，那地方就是安置房，不过你可以安心地住到老。”他说。

“住到老，多好。”说这句话时，我对“老”字满心热情。我无法想象我的老，我怀疑我是否能等到老的那天。

“你他妈的真疯了。原来世界上还有比我还疯过头的人，不过我喜欢。”他咧着嘴，不可思议地说。

“晚上见，白天我有点事。”我面对着他撒谎，我整天无事可做。但在白天，我确实不宜多露面。

“如果我那兄弟知道我把房在他小酒馆里成交了，他会很吃惊。”他说。

“就这么定了。”我说着往外走。我听见他在后面说：“你会喜欢上飞机划过头顶的感觉，简直美妙极了。”说完，他哈哈地喊酒馆老板的名字，他在为遇见我这样一个傻子举杯。

第二天，我们在小酒馆昨晚我坐过的座位上“成交”了那处住所。手续简单得要命，我们都是不想把事情弄复杂的人。我甚至都没有去看那处住所。我知道那房子会是我的，我还有很多时间和它相处。对这件事情我就那么自信。我不知道我莫名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是自信。毫无理由的自信。

“房子是你的了。你放心，我决不会反悔。”他拿着我给他的钱说。

“搞定了？”酒吧老板问。

“那还要怎样？”那兄弟说。

“我知道那房子只要有人给点钱你就会立刻甩掉它，可你们真的连过个户都不需要，甚至连身份证都不要互相看一下？”老板有些不可置信。

那兄弟沉默地喝着酒。我不想问为什么，世间有太多为什么找不到答案。

可能是星期一的原因，酒吧的人并不多。推门进来四个老男人，其中一个高挑的男人带着另外三个人进到一个卡座里。老板起身招呼他们，随后端进去几杯咖啡，就再没管过他们。

“为该死的过去喝上一杯。”老板回到我们坐的位置上，示意我们都喝上一杯。我为老板说的这句话感到高兴。

“为那该死的过去。”我附和着老板，一口喝掉了杯中酒。

“我忘不了她。你知道的。”那兄弟看着老板说。

老板默默地摇头。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有种想走的冲动。不过，今天我是真的想喝一杯。为那该死的过去喝上一杯。

“我时常还能感觉到她在隔壁。当我在为妻子开家门时，总控制不住自己往对面看。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她还躲在门背后，踮着脚从门洞里盯着我迎接妻子回家。她给我表演过。妈的，有一次她真的表演给我看过。就在我家隔壁。她说，她看见那一切的时候，就躲在门后面哭。妈的，就是她活灵活现给我表演时，她还当着我的面哭。”那兄弟把眉头皱得粗粗的。他看着别处。别处没什么可看的，卡座里传来几个男人谈生意的声音。

老板和我喝着酒。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把所有的窗户都开着。所有的。她睡在我和妻子卧室旁边的那一间。她一整夜一整夜地听我们房间里的动静。她说我妻子的声音真好听，她也学着那娇滴滴的声音。那声音柔软得让她酥了自己。她还说，那一刻，她一点都不难过，她为一个女人得到全部的爱幸福着。”那兄弟用双手捂着脸。

“她是一个好女人。”他低着头，他的声音从捂着脸的双手里溢出来，闷闷的。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租下了我家对面的房子。如果知道，我可能会提前做些什么？至少可以不让她那么难过地看着我的生活。如今，我找不到她，她就那样不辞而别了。”他在啜泣。

“掷骰子怎样？”老板从桌下拿出三个骰子。

“你俩谁赌大，谁赌小？”老板说。

“我他妈的就是一个永远的输家。”那兄弟说。

“我赌大。我想赢。”那兄弟说自己是彻彻底底的输家，我却想赢。我想赢过自己。

骰子在老板的手中哗啦啦地响了一会儿，他停下来，诡异地看着我们。那兄弟不怎么在意，我却盯着老板手下面的骰子。

老板一打开装骰子的盖子，里面的数字显示的是小。老板笑嘻嘻地对那兄弟说：“你看，你并没那么糟糕。”

虽然我并不在乎这次的输赢，仅仅是个游戏，可骰子一掷之间暗藏的隐喻让我多少还是有些沮丧。

“我得走了。”我说。在这个时候说想走掉的话，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小气鬼。我还是想走了。我就是这样一个家伙。

“再喝一杯。”老板说。

“我要回到我的新住所。太累了。”我边说边站起来。

“她在那地方住过一段时间。我是为她买的住所。可惜现在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那位兄弟的声音哽咽着。

“去他妈的过去。我就想好好睡上一觉。”我走出小酒馆。我隐隐从背后感受到那兄弟的悲伤。我把衣服裹得紧紧的。夜很凉了，外面到处是寒冷。

那位兄弟再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他消失得干干净净，后来我又去过小酒馆几次，我问过酒吧老板，他漫不经心地说：谁知道呢？每个人都很容易消失。老板说这话时，看着另一桌的美女。今天的美女不是那天我看见的美女，那天的美女不是今天的这桌美女。我在说什么呢？我可能有点醉了。我还是想说，人总是在消失。不断地，不经意地。但那又有什么重要的呢。没人在乎，谁会在乎呢。我真的醉了。

我住进了这座房子。房子有两间卧室，每间卧室都有衣柜和床。这对我太重要了，我想要的就是这个，其他的都不重要。还有一些锅碗瓢盆的东西，还有洗衣机，他妈的简直无法想象还有一台电视和老式DVD。这座房子的主人什么都不想要了，他们是一心想把所有的东西以及东西以外的什么都丢了。

我住进去的那晚，兴奋得要命。我以为它会很糟糕，糟糕得让我沮丧。可是一点也没有，以至于我看见衣柜里女人的内裤胸罩和臭袜子我都没生气。这座房子不需要花费我很多时间去打理它，我是说，起码它在我的眼里目前能看得过去。

我一进这个房子，就像回到家一样。那么，长长的一段时间我去哪儿了？我陷在布艺沙发里，傻傻地问自己。布艺沙发软软地，把我所有的疲倦都化掉了。

那晚，我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了一觉。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踏实地睡过觉了。我发誓，发誓，爱一切……

后来，在这座房子里，我做了一点小事情，就是动了动那十多平方的花园。看得出，原来的女主人没怎么照看好她种的花。或者说曾经好好地照顾过，再后来就没心思了。我理解她。她要花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上面了。

花园里种有两株月季花，花已漫过花园窜到了其他地方。还有一株三角梅，紫色的。此时它们都在开放。不是那种孤独地开放，而是一团一团地开着。我想花比我拥有的更多，比如悲伤，比如快乐，比如我看不透的一切。

花园的旁边放着一把小钉耙，生锈了。我拿起小钉耙，给这些正开放着的花除草。除了开得漂亮的花朵，花园荒芜不堪。

这些都是后事了。

第二天，我被一种声音吵醒。也不叫吵醒，那是该起床的时间。已经十二点十分了。天，我连自己都无法想象自己已经睡到了这个时间。那么安稳，那么踏实。我是把一切担忧的东西都抛在脑后了，我什么都没有想。昨晚我把自己的心放空了，从来没这样过。我是说自从我害了一个人之后，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那声音从远及近，从小到大，从细到粗，慢慢向我靠近。我就那么静静地听着，我不想从床上起来，我简直瘫软了。我等着声音从远处过来，虽然声音不怎么好听，我还是等着它。

离我的床不远处，有一扇玻璃窗。窗户不大，能看见对面那户人家的窗户。那户人家的窗户紧紧地关闭着，我不知道他们是没有起床还是已经出门了。窗户是整块大玻璃，被规规矩矩地分成很多小格子。小格子里倒映着蓝天白云。很多块蓝天白云，云在玻璃里游，像鱼在海里游。它们有时从上面的格子窜到下面的格子，有时从前面的格子退到后面的格子。还有的定在那里，像一朵花慢慢盛开，开着开着就散了。我用手指数方块的个数，我想弄明白一块窗户究竟把一片天分成了多少份，一二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