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多勇：野草莓 - 散文 - 阅读

曹多勇：野草莓

来源：四川文学杂志公众号编辑：时间：2024-04-08

一

亚玲是一个独居的四十六岁中年女人，也是一个淡出文坛二十余年的女诗人。这几天，亚玲一直病恹恹的，不舒服，有一块心病。原因是前几天，老钟送过来一份请柬，邀请她参加一个海子的诗歌研讨会。亚玲淡出文坛这些年，不再去关注文坛的大事小事，哪一种文坛的活动都不参加。这一次是去还是不去，亚玲一时半会儿很难决断。在亚玲的心里，海子死了就是诗歌死了，就是那个诗歌年代死了。海子死了能不能复活，亚玲不知道。海子的诗歌死了能不能复活，亚玲不知道。但亚玲知道，那个诗歌年代死了是注定复活不了的。亚玲偏激地认为，现在是一个不需要诗歌的时代，现在是一个物质泛滥的时代，现在是一个精神沦丧的时代，现在是一个理想泯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去研讨海子的诗歌有价值吗？充其量只是附庸风雅罢了。亚玲想，我有必要去附庸这个风雅吗？

亚玲说，参加不参加这个活动，让我考虑一下再说。

老钟说，我这么些年没见你，请你吃一顿饭总可以吧？

亚玲委婉地回绝说，我马上要去上班，改天我请你吃饭！

二

星期五。吃过晌午饭，亚玲给儿子打电话。

这个时候，儿子吃过晌午饭，该上学还没有去上学。儿子在上海，亚玲在北边的一座省城，两地相距快有一千里路远。儿子问，这个星期妈妈过来不过来看我呀？亚玲要是去看儿子，就得利用双休日。亚玲说，这个星期妈妈有事，下个星期妈妈一定过去看你。差不多前后有小半年，亚玲一次上海没有去，也就一次儿子没有见。儿子说，我知道妈妈不是不想见我，是不想见那两个人。儿子说的那两个人，一个是亚玲的前夫，一个是前夫现在的小女人。亚玲在电话里没有回答儿子的这句话。儿子现在正处在特别敏感的年龄阶段，亚玲在电话里说左说右都怕影响儿子，所以说话做事格外的小心，格外的谨慎。

十年前，亚玲跟男人离婚，儿子判给前夫。一年间只有假期亚玲能跟儿子在一块待一待，尽一个母亲的责任，其余时间亚玲见不着儿子几面，看不上儿子几眼。儿子在那边要上学，亚玲在这边要工作。亚玲跟儿子中间夹杂着前夫，还有前夫现在的小女人。十年前就是因为这个小女人勾搭上前夫，或者说前夫勾搭上这个小女人，亚玲跟他离的婚。这些年过去，亚玲每一次去见儿子都能勾引起新一轮的痛苦回忆。这些新的旧的痛苦回忆交织在一起，就像白天与黑夜一样，充满亚玲的每一个日子，让亚玲没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因而亚玲在潜意识里，不愿与儿子多通电话、多联系，更是不愿多去上海见儿子、见前夫，还有前夫现在的小女人。

亚玲问，老负跟你妈妈过得怎么样？

儿子说，不怎么样，晌午他俩还吵架呢。

儿子在那边有单独的房间，有单独的手机，亚玲跟儿子通电话，前夫跟小女人不一定会知道。

亚玲问，他俩为什么吵？

儿子说，我不知道。

亚玲说，那我得打电话问一问老负，他跟你妈妈老是吵架不影响你的学习吗？

儿子说，不影响！他俩吵他俩的架，我学我的习。

“老负”就是指前夫，“你妈妈”就是指小女人。亚玲离婚后，前夫就成为“老负”了。亚玲跟熟悉、不熟悉的人，只要一提到前夫，都会说“老负”。别人听不懂，亚玲就会解释说，老负就是我的前夫呀！就算与前夫本人说话，亚玲也是老负长、老负短的。前夫问，我不姓负，你怎么喊我老负呀？亚玲回答说，老负的负，是负心汉的负。不管何时，不管何地，不管当着何人的脸面，亚玲只要一说到“老负”，脸上的一副表情就复杂起来，是酸甜苦辣的，是五味杂陈的，更是揪心揪肺的。一个原本自己的男人怎么就成了别人的男人，怎么就成了现在的“老负”？这其中包含着个人的人生命运，也包含着个人的内心不甘。自从小女人与老负结婚后，亚玲就坚持让儿子规规矩矩地喊小女人——妈妈。亚玲说，什么阿姨不阿姨的，多别扭呀，要喊就堂堂正正地喊妈妈。那时候儿子小，似懂事非懂事。儿子问亚玲，我喊她妈妈，那我喊你什么呢？亚玲说，也喊我妈妈呀！儿子问，那我不是有两个妈妈吗？亚玲说，这说明你爸爸有本事，踢开一个妈妈，又给你找一个妈妈。

亚玲在电话里问儿子，他俩现在吵不吵啦？

不吵啦。

你中午饭还没吃吧？

我吃过啦。

你怎么吃的？

我下楼买着吃的。

你爸你妈没有吃饭？

我爸吃了，我妈出去了。

你爸怎么吃的？

是我买的。

你没给你妈买吃的？

待我妈出门后，我给我爸送过去的。

你应该多买一点，你爸你妈都吃。

她不是我亲妈，我凭什么买给她吃？

儿子长大，知道谁是亲妈，谁不是亲妈了。

亚玲放下电话，心里一阵沉重。眼下儿子已经上高中一年级，一方面需要充裕的家庭学习时间，另一方面更需要优越的家庭学习环境。亚玲可以少去上海看儿子，甚至可以少打电话打扰儿子，但客观的家庭现状毕竟不是她可以改变的。当天下午，亚玲给老负打了一个电话。时间是下午三点钟，这个时候老负不会在家，也不会与小女人在一块。亚玲给老负打电话，都要趁他在学校里。老负手机“嘟嘟嘟”响一阵子，没人接听。有儿子在他俩中间牵挂着，亚玲不用担心老负不接电话。亚玲耐心地等候着，电话里果真传来老负小声细语的说话声。

老负说，玲呀，什么事，我正在开会呢。

老负是学校里的领导，亚玲每一次打电话，老负都说在开会。有了开会做托词，亚玲就不会说话太啰唆。

亚玲问，听说你跟小妹妹吵架啦？

老负一直喊亚玲“玲呀”。亚玲当着前夫面喊小女人“小妹妹”。

老负明知故问地问，你听谁说的？

亚玲说，除去我们的儿子，你说还能有谁？

老负说，你不要听他胡乱说话，我跟张俪没吵架。

张俪就是小女人的名字。在电话里，老负说话故作一副轻松状，亚玲也不必显得太沉重。

亚玲说，我听我们的儿子说，晌午饭还是他下楼买给你吃的。

老负说，不可能，晌午饭是我亲手做的。

亚玲说，你袒护小妹妹我能理解，但是你俩吵架耽误我们的儿子学习我就不能理解了。

老负说，你放心，张俪去杭州出差了，我就是想跟她吵架也只能在电话里吵，不可能在家里吵。

亚玲“咯噔”一声不说话了。事情明摆着，不是儿子说谎，就是老负说谎。要是老负说谎，为了掩饰他与小妹妹的紧张关系，还情有可原。要是儿子说谎，问题可就严重了。儿子为什么说谎？儿子说谎的缘由和目的是什么？这些都是亚玲急于想弄明白而在电话里又不可能弄明白的问题。要知道儿子小时候，可不是一个会说谎的孩子呀！一个不会说谎的孩子，现在学会说谎了，可见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了。

亚玲在电话里急忙说，你给我预订一间旅馆，我今天晚上就赶过去。

老负依旧小声细语地说，玲呀，你不是发誓说这学期不过来打扰儿子学习吗？

亚玲说，你们这样对待他我不放心。

省城有一趟和谐号动车，下午四点半发车，晚上七点二十分抵达上海站。亚玲放下电话，赶紧拾掇东西。时间紧迫，一分钟都耽搁不起了。

三

老负与小妹妹的关系，是一对典型的师生恋。这种情况在高校里很普遍，也就显得很正常。人们看待一件事往往就这样，明明不正常，见多了，识广了，就正常了。老负与小妹妹什么时候好上的，亚玲不知道。两人先是暗地里偷偷地好，后来从暗处渐渐地往明处转移，亚玲依旧不知道。亚玲不知道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她不相信老负会做出这种事，她不相信老负有勾搭女学生的本领；另一方面她确实没发现老负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她粗心大意地忽略老负有意无意间暴露出来的蛛丝马迹。亚玲在大学阅览室工作，这里有当下的、过期的报纸杂志。学生可以在阅览室里查阅资料，看报纸、看杂志，也可以在这里占一个座位上一上自习课。

有一天，阅览室进来一位特殊的女大学生。说她特殊，是说她在阅览室里不看报纸，不看杂志，两眼直愣愣地一直看着亚玲。更加奇怪的是，亚玲的一位女同事，她的眼睛一会瞟一下亚玲，一会瞟一下这位特殊的女生。女同事的男人跟老负同一个系。老负跟这位女同事的男人关系不好，直接导致亚玲跟这位女同事的关系不好。这位女同事的一副眼神不像这位特殊的女生大胆，她看亚玲的一副眼神是躲躲闪闪的，是幸灾乐祸的。亚玲就是从女同事的这么一副眼神中读出许多异样。“嚓啦”一下，亚玲的头脑闪开一道灵光，瞬间读懂这位特殊女生的眼神。她的一副眼神是审视的，更是挑衅的。是在审视她这个师母，更是在挑衅她这个师母。一时间，亚玲的内心五味杂陈，表面上一句话没有说。女生身处事件的一端，亚玲身处事件的另一端，虽说面对的是同一个事件，虽说面对的是同一个男人，但事件的两端忽明忽暗，一点可供抓挠的把手都没有。在那么一种情形下亚玲能说什么呢？

亚玲暂时一句话都不能说。

就是这个时候，这位特殊的女生起身走出阅览室的管辖区。她空着两只手，没有带笔，没有带书，更是没有带包（学生带包要放在阅览室管辖区外侧的柜子里），她来一趟阅览室就是为了审视亚玲这个师母，就是向亚玲这个师母发出挑衅，连拿一本杂志做一做掩饰都不用。就在她跨出阅览室管辖区检测门的那一瞬间，报警器响起来。报警器响起来，说明她身上带着阅览室里的报纸杂志。女生呆愣住，亚玲呆愣住。是个初夏天，女生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连衣裙，胸罩、底裤都影影绰绰看得分明，哪里能藏得住一张报纸、一本杂志呀！亚玲的女同事面带微笑，走向检测门，走向这位女生。呆愣的女生缓过神来，小鸟似的扇一扇两只胳膊，拍一拍上身下身，对亚玲的女同事说，你看我这身上能带走阅览室的报纸杂志吗？亚玲的女同事说，不是带，是偷！呆愣的亚玲缓过神来，明白这是女同事有意搞鬼。检测门旁边有一只小按钮，人手按上去，报警器一样响。

女生说，不管是带是偷，我身上可没有你们阅览室的报纸杂志呀！

女同事说，我没说你偷阅览室的报纸杂志。

女生问，那你说我偷了什么东西？

女同事说，你偷了我同事的男人。

女生没有被女同事的这句话难住。

女生说，我偷别人的男人，又没偷你的男人。

女同事说，你敢偷我的男人，我可不会像别人，都欺负上门了，嘴上不敢吭一声。

女生说，就吕主任那副德行，要长相没有长相，要本事没本事，我还看不上呢。

吕主任就是这位女同事的男人，个头矮，肚子大，秃顶，短腿，走路滚来滚去的，怎么看都像一只矮冬瓜。吕主任是系里的副主任，学术上一塌糊涂，靠拉帮结派搞关系立足。老负在教学上、学术上有一套，经常受到吕副主任一帮人的排挤打压。他俩在系里的关系紧张不是一年两年了。女生当着女同事面说出这么一番话，一方面说明她对吕副主任是痛恨的，另一方面说明她跟老负的关系已经不一般。

这位女同事从来就不是一个善茬子，哪能容忍一个来历不明的毛丫头在她面前撒野耍泼，嘴上一连“哟哟哟”好几声，说一个女孩子家偷人还偷出经验来了呢！

女生说，你也不是吕主任明媒正娶的原配。

吕副主任是二婚，女同事也是二婚。毛丫头当场不留情面地揭短，女同事反倒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什么话了。女同事拿眼睛去找亚玲，阅览室哪里还有亚玲的影子？

应该说，三人中最被动的是亚玲，一是不了解这位女生与老负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一种什么程度，二是不了解这位女同事的险恶用心到底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阅览室有一个专供工作人员进出的侧门。亚玲就是从这个侧门，先行离开阅览室，留下女生与女同事争强斗嘴。

亚玲没有回家，找一处偏僻地方，委屈地哭起来。女人都这样，遇见任何一件窝心的事，哪怕是一件最不明不白的事，对付的办法都是哭。只有把慌乱的内心哭得能安静下来，才能把乱麻一样的问题理清楚、想明白、处理好。亚玲一边哭一边偷偷地警告自己说，遇见这种事，千万慌不得，千万乱不得。越是慌，越是乱，事情越容易向更糟糕的方向去发展。现实生活中有无数这样的实例说明了这一点，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年在大学里，亚玲见过不少师生恋。从客观上来说，中年男老师性格成熟，事业有成，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正是人生的辉煌时期，相对于年轻的女孩子，尤其涉世不深的女大学生，自有不小的吸引力与诱惑力。从女大学生一方面来说，二十岁左右，单纯美丽，含苞待放。中年男老师在课堂上天天面对这样的一个个娇艳花朵，与在家天天面对自己的黄脸老婆，两厢一比较，一边婆婆妈妈、唠里唠叨，一边青枝嫩叶、五颜六色，情感的天平自然会倾斜。再加上时代不同了，过去老师在学校跟学生发生情感纠葛，那是耍流氓、犯错误，弄不好还要丢掉公职去坐牢。现在的大学生不仅可以与老师自由地发生情感联系，甚至结婚都是可以的。当然老师与学生的情感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不排除男老师利用女学生的单纯幼稚，蹂躏女孩子的青春，玩弄女孩子情感，不排除女孩子反过来利用男老师在学校里、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为自己谋得一份好工作。老负他们系的朱主任，就先后与三位女学生结婚离婚。朱主任这么频繁地结婚离婚，就是被女学生所利用，一旦女学生有了一份顺心的工作，就离开朱主任，另攀高枝了。个别女大学生利用自己的青春与美貌，与男老师做交换，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男人做交换，从而谋取一份好工作，这是她们人生的悲剧，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剧。老负与小妹妹到底属于哪一种情感类型，亚玲不知道。亚玲担心老负玩弄人家女孩子，同时更担心老负被人家女孩子所利用。当然他俩真的有感情，真的心连心、肉贴肉，也是亚玲不愿看见的。不知不觉地，亚玲“扑通”一下陷入三人情感的漩涡之中。哭、哭、哭。一个白亮的天哭透黑，一个窝堵的心哭透亮，亚玲站起身回家去。

亚玲回家首先是审讯老负。

女人审讯男人的最佳场所，一处是饭桌，一处是床上。情感之外的事情，易于在床上解决；情感类型的问题，还是留在饭桌上比较适宜。一张吃饭的小桌子，亚玲坐这边吃饭，老负坐那边吃饭。儿子吃罢饭，按照亚玲的吩咐，回自己的房间里。

亚玲轻描淡写地说，今天我在阅览室见着一个女孩子。

去阅览室的学生，不是男孩子，就是女孩子。亚玲这样开场说话，不见一点威慑力。老负抬头瞟一眼亚玲，吃饭的速度与节奏一点没有改变。

亚玲继续说，这个女孩子皮肤很白。

亚玲皮肤黑，说这句话只是着重强调她俩皮肤的对比，听不出其他含义。老负连着扒进嘴里两口饭。

亚玲说，这个女孩子有那么一点斜吊眼。

明明人家长一双丹凤眼，亚玲偏要说人家长斜吊眼。老负停下吃饭，像是专门听亚玲说这个女孩子。

亚玲说，这个女孩子有一张厉害的嘴巴，连你们吕副主任的老婆都说不过她。

什么厉害的嘴巴？什么吕副主任的老婆？老负头脑里生起一团雾气，长出一份侥幸。侥幸亚玲说的不是小妹妹，又希望亚玲说的就是小妹妹。老负与小妹妹已经走到纸里包不住火的地步，已经走到该向亚玲摊牌的时候了。

亚玲直奔主题地问，你跟她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老负明知故问地问，什么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亚玲一下子失去耐心，猛然站起身子，把手里的一只瓷碗高高地举起来，重重地往地上一摔，“哗啦”一声，瓷碗粉碎开来，瓷片闪烁着亮光，迅疾向四周逃窜。儿子吓得打开房门，探出脑袋问，妈妈，怎么啦？亚玲冲着儿子恶狠狠地说，关上你的房门！不关你的事！儿子圆溜溜的小脑袋，像一只浮出河面换气的小乌龟，赶紧吐出一串气泡，缩回头，关上门。老负坐着不动，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看来小妹妹去阅览室，老负已经知道。或许这件事就是他不声不响一手策划的。

亚玲说，你跟我装糊涂！你跟我装混蛋！人家今天去阅览室都向我挑衅了！你还一脸无辜的样子？

老负说，就算我跟人家有那么一点什么关系，你也用不着这么凶狠呀！

我怎么凶狠啦？我……我……亚玲使劲地压住火气，重新坐下身子。亚玲问，看来你俩上过床啦？

老负咽一口吐沫，不说话。

亚玲说，你要是没睡上人家，谅她也不敢去阅览室这么嚣张！

老负的脑袋一点一点往两腿中间耷拉，一直耷拉在地面上。老负瓮声瓮气地说，她已经怀上我的孩子。

亚玲一阵天旋地转，两手支撑着桌面，才没有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女学生怀上孩子，是所有情况中最糟的一种，也是最覆水难收的一种。要是老负利用女学生的单纯，玩弄女学生的情感，亚玲可以规劝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要是女学生利用老负的社会地位与影响，达到一己的目的，亚玲也可以规劝女学生不要玩火自焚不自量力。就算老负与女学生真的有感情，海誓山盟过，你恩我爱过，亚玲同样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使双方冷静下来，妥当地处理好各自的情感。最糟的就是这种情况，老负不经过深思熟虑不会让女学生怀上孩子，女学生不经过深思熟虑更不敢怀上孩子。他俩既然连孩子都有了，剩下来的还不就是逼着亚玲让位吗？

亚玲说，好、好、好，我让位。

老负坐在亚玲对面，轻松地舒出一口气。亚玲验证出她猜测得没有错，最起码老负在心里是希望她快点让位的。

亚玲说，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老负警觉地抬头看亚玲，不清楚亚玲会提出什么要求。他希望亚玲快点说出她的要求，又害怕亚玲说出她的要求。

亚玲说，你打电话给女学生，我要见一见她。

老负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明天上午还是下午？

亚玲说，今天！马上！立刻！

老负说，你今天下午不是在阅览室里见过她了吗？

亚玲说，我连一句话都没有跟她说！

老负吞吞吐吐地问，你想跟她说什么话？

亚玲反问说，你说我能跟她说什么话！

三个人就在学校会议中心的咖啡馆里见面。地点是亚玲定的，既然他俩偷偷摸摸地在学校把这件事做了，她就应该光明磊落地在学校把这件事解决好。卡桌的一端抵墙，其余三面坐着三个人。亚玲坐顶端，老负与小妹妹坐面对面。三个人面前各自摆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谁都没有心思喝一口。热气一丝一缕的、一摇一摆的，很像三个人的心思，没有一个确定的方位。很显然，老负与小妹妹都在等候着亚玲说话。在亚玲面前，老负低着头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小妹妹低着头像一个犯错误的孩子。

老负打电话约小妹妹的时候，执意要避开亚玲。亚玲说，有什么话不能当我面说？老负说，我总得有那么一点隐私吧？亚玲说，你都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还有什么隐私可言？老负说，那我就不打这个电话。这些年亚玲总是大姐姐似的娇惯着这个小男人，包容着这个小男人。不能不说今天的这个苦果，一部分就是亚玲自己酿制的。亚玲让步说，好、好、好，随便你去哪里打！老负走出家门，去外面打电话。在电话里，老负跟小妹妹怎么说的，亚玲不知道。打过电话，老负从门外走进来，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说，她同意跟你见面。亚玲苦涩地笑一笑说，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她是个大的，我是个小的。老负说，你俩见面，我要在场。亚玲说，当然你要在跟前。

这一刻，他俩在亚玲面前伪装得很诚实。一个像憨厚的小弟弟，一个像单纯的小妹妹。小妹妹身上穿的还是那件去阅览室的连衣裙，一副模样却与阅览室里的判若两人，一个温顺，一个凶悍，一个逆来顺受，一个蛮不讲理。女人都是天生的好演员。一个好演员知道在什么场合演什么戏，知道在什么场合怎么演戏对自己最有利。相比较，老负的神色显得憔悴，衣着显得邋遢，像是刚从身经百战的战场走过来，准确地说，正在经历着两个女人的战争。按照实际情况，其实最受伤害的应该是亚玲。他俩伪装出来的诚实就像一把尖利的刀子，一下一下捅向亚玲的心，一下一下剜着亚玲的肉。亚玲不想看到他俩的这种伪装，不想看到他俩这种伪装出来的诚实。

亚玲转脸问小妹妹，你真怀上了他的孩子，你打算把孩子生出来？

小妹妹点点头。

亚玲说，你什么时候把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我什么时候跟他离婚。

亚玲没有多说一句话，就起身走掉了。只要小妹妹把孩子生下来，亚玲就同意跟老负离婚——似乎这件事就这么轻松地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轻松得没用小妹妹说出一句话。轻松得没用亚玲又哭又闹，去寻死，去上吊。轻松得没用老负多费口舌，在两个女人中间不断地去说服、不断地去周旋。实际上呢，从事后的事态发展来看，这段纠结的情感才刚刚开始，三个人用一生的时间都不会纠结清楚。

当时的时间是初夏五月，小妹妹六月底就要毕业离校，就算亚玲现在就跟老负办理离婚手续，怕是小妹妹也赶不上毕业前与老负结婚。小妹妹留不留省城，打不上与老负结婚的这张王牌，走不上女生与朱主任的那样一条路线。人家朱主任可是早早地就跟女学生办理好结婚证，复印件就压在校长的办公桌上，等待着留校名额。从时间上来说，小妹妹出手晚了，或许是怀孕晚了。老负与朱主任相比，算是技低一筹。省城每年毕业十万大学生，有多少能留在省城的，有多少能在省城找到适合工作的？这些天，老负天天黑头黑脸地往外跑，天南海北不断地打电话，亚玲知道老负这样做是为小妹妹找工作。从表面上来看，亚玲与老负的关系没有多大变化，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好像从来没发生过小妹妹这件事。仿佛亚玲跟小妹妹说的“你什么时候把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我什么时候跟他离婚”，也只是一句耳旁风，说一说，刮一刮，就会消散去。在亚玲看来，小妹妹根本不会把肚子的孩子生下来，老负也不会为了小妹妹真的离开她。他俩就像两个任性的孩子，亚玲就像两个任性孩子的家长，你顺着他俩，依着他俩，到头来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反过来说，你呛着他俩，拧着他俩，他俩反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一天，亚玲看见老负灰头灰脸地回到家，关切地问，小妹妹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老负听见亚玲说话的语气是真诚的，看见亚玲脸上的表情也是真诚的。老负却十分沮丧地回答说，这件事跟你不相干！亚玲说，怎么跟我不相干呢？我俩一天不离婚，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妻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亚玲掏出一张求职的表格交给老负，说我托熟人找过这家出版单位，你让小妹妹把表格填上递过去，应该问题不算大。老负不接受表格，不是怀疑这张表格的真实性，是不明白亚玲为什么要这样做。

亚玲说，我不想让小妹妹看见我的男人在省城给她找不到一份工作。

老负说，你是说我没本事？

亚玲说，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老负说，张俪不会接受你找的这份工作。

亚玲说，你不说，我不说，小妹妹不会知道。

老负说，我知道。

又一天，老负回来家，躺在床上，头蒙被子，一个劲地哭泣。亚玲问，就算小妹妹在省城找不到一份适合的工作，你也不至于这样吧？老负说，张俪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亚玲问，你为什么要同意？老负说，我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给她找不着，我不同意有什么好办法？亚玲说，我俩离婚，你跟她结婚呀！老负说，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亚玲心里一阵子刺痛，觉得是他们三个人合伙杀死了这个没见过人世间的孩子。“哗啦”一下，亚玲眼里的眼泪流出来。亚玲不是为自己哭泣，不是为老负哭泣，更不是为小妹妹哭泣，是哭泣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

四

和谐号动车从省城发车，到上海不到三个小时。平稳、舒适、快捷，是和谐号动车的一大优点。但亚玲不喜欢的恰好就是和谐号动车的这一优点。从省城到上海这条铁路线，亚玲先后走过无数趟。先是K字头的慢车，后是T字头的快车，最后是G字头的动车。动车比快车快一小半，比慢车快一大半。这些年，亚玲已经适应慢车的速度与“哐里哐当”的嘈杂声响。从心理上来说，亚玲需要列车的缓慢速度。在这种缓慢的速度里，亚玲才能够把省城与上海慢慢地对接上，才能够把自己与老负、儿子、小女人慢慢地对接上。亚玲在心理上是排斥这种对接的，在情感上是饱受这种对接痛苦的，这些都需要一个时间的缓冲过程，都需要一个心理的转换过程，更需要借助慢车“哐里哐当”的嘈杂声响来宣泄、来释怀。亚玲坐上平稳、舒适、快捷的和谐号动车，望着窗户外面飞驰而过的各种景物，自己跟自己说，我要动车的快速干什么？我要动车的安静干什么？

那一年，亚玲从省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在省城的一所小学当老师。又一年，亚玲写诗歌在省城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女诗人。再一年，老负作为省城一所大学的诗社社长，邀请亚玲去讲座。就是在这一次诗歌讲座上，亚玲第一次见到老负。老负说，我可是无数次地见过您。省城几十所高校，每一所大学都有文学社，每一所大学都轮番邀请亚玲去讲座，老负赶场子听过好多次亚玲的讲座。那时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新时期的文学热开始退潮，大学生不再张口闭口地必谈北岛、顾城、欧阳江河等朦胧诗人。但新时期的文学余波还在，朦胧诗的余热还在，大学生的诗社还在。当年亚玲算是第一个在大学生中大力推介海子的诗人。那时候，海子还没去一个名叫山海关的地方卧轨自杀。那时候，亚玲面向大学生推介的不是海子的诗歌《麦子》，不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他的《打钟》和《妻子和鱼》。“打钟的声音里皇帝在恋爱/一支火焰里/皇帝在恋爱”（《打钟》）。“我怀抱妻子/就像水儿抱鱼/我一边伸出手去/试着摸到小雨水，并且嘴唇开花”（《妻子和鱼》）。海子的这两首诗入选一本名叫《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的书中。亚玲推介海子的诗歌，从推介他的诗歌观点开始。海子说：“诗，就是那把自由与沉默还给人类的东西。”当年，诗人海子的这两首短诗与诗人亚玲的另一首短诗《野草莓》，在省城的大学生中得到最广泛的流传——

因为羞怯

我不敢说出那个比喻

我说爱情，我说梦

而我最想说的

是少女胸前致命的

蓓蕾

或许你已经看出来，那时候亚玲最欣赏的是爱情诗歌，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爱情诗歌。“钟声就是这支火焰/在众人的包围中/苦心的皇帝在恋爱”（《打钟》）。“离开妻子我/自己是一只/装满淡水的口袋/在陆地上行走”（《妻子和鱼》）。而亚玲更有“野草莓”的诗人绰号在省城的大学生中不胫而走。

老负名为诗社社长，策划各种活动还可以，诗歌创作门都不入。那时候许多中文系的大学生都这样，参加诗社只是一种附庸风雅，写几首诗歌同样是一种附庸风雅，诗社油印出来的那些诗歌，跟诗歌的本质一点关联都没有，只能是分行的文字，只能是胡言乱语。反倒不如那些理工科大学生写出来的诗歌有天赋、有质感。具体说老负写的诗歌，缺乏的就是诗歌的意境与韵味，写得太实，写得太死。一行行诗歌就像一块块他们家乡山上的石头，缺少一种灵动，缺失一种飞翔的可能。老负在一首名为《少女》的诗歌中写道：“我试着抚摸你的脸庞/心里想象你嘴上的花朵”。这两行诗歌显然是对海子——“试着摸到小雨水，并且嘴唇开花”——的抄袭与模仿。

亚玲说，写诗的关键要有自己的生命经验与情感体悟。

老负说，我没谈过恋爱，怎么会有这方面的经验与体悟？

亚玲问，难道你在心里没有偷偷地喜欢过哪一个女孩子？

老负满脸羞红地回答说，没有。

亚玲问，难道你在想象中没有偷偷地跟哪一个女孩子谈过恋爱？

老负诚实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在想象中怎样去跟女孩子谈恋爱。

亚玲说，那你就跟我谈一次恋爱试一试。

老负问，我们俩谈恋爱？

亚玲说，我们俩像演戏一样，假装谈一场恋爱。

老负说，大学生谈恋爱，学校知道是要被开除的。

亚玲说，是演戏，是假的。

老负说，我不会。

亚玲说，我教你。

亚玲教老负说出来的第一句话是，我喜欢你。两个人面对面，脸对脸，眼对眼。亚玲说，我喜欢你。老负说不出口。亚玲说，其实我也没有谈过恋爱，当我说“我喜欢你”时，心里想着朗诵一首爱情诗歌。老负更加糊涂了。写诗歌时，想着谈恋爱。谈恋爱时，想着朗诵诗歌。老负问，诗歌与恋爱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亚玲说，恋爱就是诗歌，诗歌就是恋爱。

这一年春天，那个名叫海子的诗人，去山海关选择一段交叉弯曲的铁路卧轨自杀。据说，海子自杀前曾经手拿一块石头，坐在铁道线上，不断地敲击铁轨。“哐、哐、哐”的敲击声响彻那一天的血色黄昏，醒悟了四周的山川、树木、动物，就是醒悟不了火车。一列火车不躲不闪，呼啸着从海子的身上碾轧过去。据说，此后人们在海子卧轨的地方依旧不时地听见石头敲击铁轨的声音。海子自杀这件事对亚玲的打击很大，可以说打击是致命的。亚玲跟老负说，此后再也不会有真正的诗人。在亚玲的眼里，北岛、顾城、欧阳江河之流哪里会写什么诗歌呀！因此也就称不上什么真正的诗人。亚玲说，海子自杀，我写诗歌的一颗心也随之死掉了。亚玲真的一首诗歌也不写了，却跟老负真正地谈起恋爱。老负问，你不写诗，怎么会谈恋爱呢？亚玲说，正是因为我不写诗歌才谈恋爱呀。老负说，你说过，恋爱就是诗歌，诗歌就是恋爱。亚玲说，我是一个恋爱、诗歌只能取其之一的人，现在我不写诗歌当然就要谈恋爱了。

同是这一年夏天，老负大学毕业留在学校当老师。中间隔一年，亚玲与老负结婚。他俩的爱情是从亚玲的宿舍里开始的，他俩婚后的爱情生活依旧在亚玲的宿舍里延续。一间房屋，摆上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只柜子，就满满当当的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炉灶煤球，只好摆在门前的走廊里。那时候住房紧张，他俩能从亚玲的小学校挤出这么一间宿舍，相比别人已经不错了。大学住房更紧张，不少婚后的年轻教师还要与别人合住在单身宿舍里。亚玲一副知足的样子，老负一副知足的样子，他俩婚后的生活要比婚前想象的幸福许多。大学不要求坐班，老负有课就去上课，没课或下课就回家看书备课。小学要求坐班，亚玲要去上课，中间抽空要去街上买菜，放学赶忙回家做饭。老负是一个甩手掌柜的，一点家务活都不干。亚玲问，做一个小男人不错吧？老负说，我们家的家务活都我娘干，我爸从来不插手。夜晚属于二人共有的时光，两人各自说一说过去的故事，说一说童年的时光。要不就关灯并排躺在床上，一句话不说，静心地凝听对方的呼吸声音，静气地凝视对方的模糊身影。一缕月光从窗户斜斜地照射进来，流泻在两人半裸的身上。

老负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踏踏实实地上课，将来风风光光地做一名教授。

亚玲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踏踏实实地生活，将来风风光光地做一名妈妈。

两年后，亚玲怀孕生下儿子，做上一名妈妈，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心愿。他俩给儿子起名叫摇摇。他俩自己带孩子。那时候大学课程少，老负一周上两次大课，有意与亚玲上课时间岔开来。这样亚玲上课，老负在家带摇摇。老负上课，亚玲在家带摇摇。小学要求坐班，亚玲不上课时，不去坐班，在家带摇摇，校长就找亚玲。

校长说，你天天在家带孩子不坐班，群众很有意见，你让我这个做校长的很为难。

校长是一位老女人，孩子的孩子恐怕都比摇摇大，就是不能理解亚玲的一颗爱子之心，就是一副铁石心肠。

亚玲说，我家摇摇没有人带。

校长说，那我不管，我只能管你去坐班。

亚玲说，我工作可以不要，我儿子不能不要。

校长说，你这么一种态度，我会停下你的工作。

亚玲说，你停下我的工作，我就可以专心在家带摇摇了。

在亚玲的眼里，儿子是天，其余的都是狗屁。一个狗屁的班，还要得扔下儿子去坐，亚玲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厌恶心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离开小学校的念头。

亚玲跟老负说，还是你们大学好，不要求坐班，你找你们校长把我调进大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