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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阿来:文学创作应增强历史主动
来源:人民政协报 编辑: 时间:2023-03-2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的文学作品,从《尘埃落定》《瞻对》到《蘑菇圈》《云中记》等,都始终蕴含着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生命意识的思考与探索,凝聚着深沉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本报记者就此专访阿来,请他讲述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


阿来(中)在三江源地区采风考察


记者:您作为新任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做了哪些准备?有哪些您关注的社会热点?


阿来:一个有质量的提案,可能牵涉一个行业,或者牵涉社会的某一方面,光靠自己的印象或一些现象化感受,可能是不可靠的,还需要开展比较充分的调研,如此作为执政决策的参考或者社情民意的表达,才会更全面一些。


其实作为一名写作者,对诸多社会问题本就关注,其中就包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生命意识的思考与探索。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它多样性、差异性的一面。就像过去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各美其美”比较容易做到,而“美美与共”则需要思考,如何将各有个性的东西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管是从国家政策层面上,还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我觉得都是值得关注的。我将来写作中所要侧重的,即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共性的表达。


还有生态问题,这是每个人都在面对的问题。这也是我在写作中所始终关注的,并且所创作的相关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一些影响。特别是这两年来,我打算创作一部有关三江源的作品,已基本走遍黄河、长江的中上游,今年6月起还将继续走完全程。


全国政协委员来自各行各业,我觉得最好的履职方式就是不脱离本职工作,将委员履职与本职工作联系起来。如果跨界太远,当然也能表达我们对社会的热情关注,但涉及专业问题到底不如业界人士更了解情况。还是希望能够在全国政协这一建言资政的平台上更严谨一些,提交的建议更有价值一些。


记者:有人评价您的文学作品离不开生态,比如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也离不开故乡,作品中凝结着深厚的故乡情结……对于这些元素的印记,您是有意为之,还是一种自然而然?


阿来:肯定是有意为之的。如果只是自然而然,文学创作就很容易局限在个人的狭小生活经验中。每个人的经历或生活圈不会太大,个人的家庭、出生与生活的地域、从事的职业等,有时会为你提供方便,但也有可能把你拘束住。


刚才谈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实在我起初写作时,这个概念还没有出现,但相关意识却已渗入我的思想中。比如我经常说我是藏族人,但同时我也经常说,我是中国人。在作品构建中,会思考与探索如何让每一个民族的人或每一个地区的人,与国家的意识、价值观产生关系。如果共性太少,那么何来“中华”?在我看来,不管哪个民族,其实都经历了一个共同体认同的过程,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始终充满活力,也是从中心地带开始一点一点扩展而来的,而且大家都认同这种文化。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我觉得一定要把这种历史的大趋势写出来。又比如,地球上不止有人类,还有其他生物。我们要生存生活,就要获取营养,要从动植物界去获取;还要得到干净的水源、新鲜的空气,也要靠生物界为我们塑造这种环境。所以要对生命充满尊重与爱护,而这种生命体不仅包括人。我们的作品有责任向公众发出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呼吁,这也是我长期要做的事情。


记者: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生命意识,在文学创作中,您经历了怎样的思考过程?


阿来:这两个话题是非常科学的话题,不是说你有热情,就能马上认识到,而是需要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尤其是对我国国情进行充分了解,还要在理论上不断提升,所以它是一个不断加深、不断开阔的过程。当然关注这些事情并不是单向的,不仅意味着个人在对社会尽一份责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也会得到丰富与提升。


早期写的《尘埃落定》,其实就包含了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土司制度从兴盛到崩溃,最后融入大的历史潮流当中,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构建的一个趋势的缩影。后来这本书得到了多方肯定,到今天依然畅销。《尘埃落定》中写了很多东西,包括人性,但是其中有一点,如果纯从社会学阐释,“傻子”的选择为什么都是正确的,那就是因为“傻子”的选择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后来我写生态问题比较集中,比如“山珍”三部系列,写在藏区的虫草、蘑菇等这些消费社会的热销产品,除了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生活改善以外,对环境造成了什么影响,对人性本身造成了什么影响,这是这一系列作品所要挖掘的深层内容。


汶川地震以后,我写了长篇小说《云中记》。过去也有很多有关地震的作品,写得也很好,写出了面对各种各样灾害时人的坚韧,写出了英雄主义。但是我不太满足,于是写《云中记》的时候,不仅要写出人的这种坚韧不拔以及英雄主义,还要写出地震以后的重建。这里的“重建”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人的社会的重建,包括重新修马路、盖房子,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重新组合。但是只写这些还不够,还要写自然本身的修复,以及如何重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地震破坏的不光是人类社会,还有森林、河流等,不仅人类社会要恢复,自然生态也要恢复。写出这两层,我就能写得比别人更深一点、更远一点,这确实是我的一点小骄傲。《云中记》在前些年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我感到很欣慰,不仅欣慰于奖项本身,更是因为我的这种努力被社会关注与重视,跟公众产生了共鸣。没有共鸣,哪有认可!所以我总想,当大家都想到“这”的时候,我还能不能更进一步。如少数民族题材的写作,在满足于写多样性的同时,能不能寻找共性,共性在哪?还有灾后人跟自然关系的重建,我们一直称呼大地为母亲,但大地母亲不仅提供养分,也会发脾气。


记者:能谈谈您现在的一种创作状态吗?您走访的这些地方,有哪些令您比较难忘的人和事?


阿来:我现在的创作状态很好。我走在哪,都会背着书。比如现在,我就背着两本书,一本书是我喜爱的《苏东坡全集》,20卷的全集我已经读到了第13卷。同时也带了另外一本书,一个外国人写有关生物圈问题的。


至于近期的创作,今年还会继续将三江源地区没有走过的地方走完,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乡一个乡地行走与观察,然后创作一部以今天三江源现状为主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现状包含两个方向,自然与人文。比如大家都关注的自然生态,过去有一些损毁,今天实行的保护措施中,哪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哪些是我们科学认知可能还达不到的地方,哪些有待提高。但更重要还是关注当地老百姓,他们的生态认知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因生态变化产生了哪些变化,现在是什么情况。


文学写作本身没有那么多戏剧化的事情。就像三江源的走访中,都是一草一木一人等的具体观察,然后每天把笔记记录、调查材料都汇集起来。这部非虚构作品预计今年年底就能与读者见面。


记者: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