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

蝶儿闯入我梦，我在蝶梦之中。如果梦是对现实刺激和压力的修复，闯荡镜城的陈永安和守着镇上小店的陈永安，得到休憩和修复的是哪一个？如果梦和现实都是现实，也都是梦，陈永安是梦见自己活着，还是真正活着？太阳每日升起，每个被允许做梦的人都去过一座镜城。

镜 城（节选）

文/罗伟章

…………

天啦，来镜城才多久，怎么就孤单成这样子？镜城的天幕底下，还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人？我是说，有没有跟我一样孤单的女人？

照谢延的说法，当然有。他没骗我。我就跟着那样的女人去了。她给我来电话，说陈永安，我住在榆树巷，离你不到二里地，你来嘛。我叫她来，她说我才不，你那里不是还有两个人吗？那两个人我看着泼烦。这话让我听着受用，但同时也想，套房里三个男人，另两个都孤单着，你一个人有女人，这事太残忍，说不定还有风险。房间的门都是老木板，长着盐状白斑，拱肩缩背的，外面即使看不见，也听得见。

我问了她榆树巷的房号，就轻手轻脚出门。

冉俊的屋子黑着，证明他还没回——他无关紧要，我要提防的是谢延。谢延的屋里传出焦躁的口琴声。这太好了，我小心关门，就不会露馅。

兄弟们哪，镜城的夜色是多么美好，天空如青花瓷，禁不住想抱在怀里。二里地，是步行的黄金距离，因此用不着搭车。我边走，边想起一个朋友讲给我的事，那朋友的朋友，有回听女人召唤，去宾馆幽会，门虚掩着，他进去，听见卫生间水响，知道女人在洗澡。他点了根香烟，抽两口，掐了，把自己光光生生脱掉，仰在床上。女人裹着浴巾出来，瞅了他一眼，再次进了卫生间。他听见里面窸窸窣窣，然后安静了，女人却老不见过来。他起身去查看，没有女人。吓得忙打电话，才知女人走了。问为什么，说不为什么，就把电话挂了。这朋友走向床边，待了几分钟，掏出揣在裤兜里的三个避孕套，扔到地上，踩！踩得腿脚发麻，还踩！

我朋友说，这件事已过去十年，他那朋友也没想通。他没再跟那女人联系，女人当然也没联系他，按理，事情就算过去了，可既然没想通，怎么会过去呢？没想通就堵在那里，堵在那里就成为肿块，就要痛。他的后半生，都要腾出精力，去揉搓那个肿块。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为一件没有发生的事付出代价。

许多事情，天底下的许多事情，真的发生后，即使有代价，迟早也能偿清，没发生，或者有发生的势，却终于没有发生，你往往要用一辈子去偿还。你别笑，这是生活的道。智者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因此你别蒙着嘴笑，要笑就大声笑出来，让我明白你是个等而下之的人。

我把那件事讲给另外的人听过，当时七八个人在场，听了都没笑，而是尽着各自的经验和想象，对女人的主动邀约和不辞而别，加以解释。各有各的解释。如果我是个写小说的，我就抛出那个故事，然后写出七八种解释，会不会成为一篇好小说？

我不好回答，因为我确实是个写小说的。

我写了十五年，却只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

不说那些事了。

眼下，我正大步行进在约会的路上呢。

无论如何，我要吸取教训。今晚去榆树巷，进了她房间，如果她在洗澡，首先，我不能在她出来之前脱自己，我跟她是第一次，第一次是要被审视的，尽管我对自己的身体自信，但任何自信都经不起审视，审视的目的，就是打击自信。其次，我不能先就躺到床上去，也别进去跟她同浴，因为是头回见面，那样做，很可能让她心生抗拒。我要站在卫生间门口，等着她出来，拥抱她，亲吻她。拥抱和亲吻，是打开女人的钥匙。当然也可能打不开，那是另外一说，我说的是打得开那种。一旦打开，女人的骨头也会变成肉。再次，就算我这天洗过十次澡，也必须再洗一次，性这东西，要不是因为爱，便干净为王；这干净二字，不仅包括干净本身，还包括让对方看见干净。

兄弟们，我就这样思如泉涌，奔走在镜城的夜色里。

前面就是榆树巷了。我现在变得比谢延还年轻了，心像拍打着的乒乓球。

哪想到榆树巷还有一道大铁门呢？

还差半步就进去了，可是，哐！

铁门关了，乒乓球挤破了。

门响的声音咋这么熟悉？

来的日子虽浅，毕竟也听它响过若干回，当然熟悉。是冉俊回来了。门响过后，便无声无息，我就猜是他。或许是谢延出去了也未可知。不管是谁，我的榆树巷之行，就这样被腰斩。真有那样一个女人就好了。兄弟们哪，女人是有的，只是不属于我，也没有谁给我打电话。我在想象中完成了那趟旅程。事实上，在想象中也没能完成。

我唯一要做的和能做的，就是躲在这个比别的房间早亮半分钟的斗室里，翻阅惠明帝的史料，并按导演的指示，记住它，又忘记它。

我把书从袋子里取出来，摞在靠墙的床上，随便摸过一本来看。是讲北国经济史的。北国的经济史也弥漫着草原的气息。写惠明帝，就该充满草原的气息和草原的语言。可他迁都镜城，并没打算让整个中国都变成白云朵朵的羊群，而是希望从游牧跨入农耕，草原的语言难道不正是他抛弃的语言？我该作何选择？如果说历史是当代与往昔的对话，因而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是历史本身就蕴含着当代史，还是借助历史这枚蛋，去“塑造”一只当代史的鸡？导演说要鸡，于是我就看见了三只鸡：我的、姜平辉的、李秀秀的。然而导演说的是要鸡吗？如果我这样理解，相当于认门作墙。按导演的意思，说历史是什么无关紧要，说成是枚蛋同样没有问题，但这枚蛋孵出的，可以是鸡，也可以是鸭，还可以是恐龙、兔子、梅花鹿、松柏、香樟、灌木丛、大兴安岭、富士山、科罗拉多大峡谷……惠明帝和他的王朝，由此陷入虚无。

你们看，我像在思考了。

一介草民陈永安，像是在思考了。

草民思考，上帝想笑也笑不出来。我只听见他老人家说：对山而言，水是多么虚无；对水而言，山是多么虚无；对朝生暮死的蜉蝣而言，春夏秋冬是多么虚无；对茫茫万古的宇宙而言，人活着是多么虚无。所以虚无只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代名词。

我被这样教训了一通。

我觉得教训得有理。

但另一句话就让我不服了：“导演说塑造，就只能塑造！你没有思考的权力，你只需要服从。”可是我不服。“不服”是很坏的天性，我懂。根子还是在我曾祖父那里，他不该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去强人手里抢夺一个女人。从情形判断，他上次去那家客栈，就跟朱小小两心相许，朱小小多半还向他承诺，说再不接客。可接不接客，不是她说了算，所谓名妓压鸨，是在大堂子，那种荒山野店，太小了，小到容不下第二条规矩，除非像我曾祖父那样，把刀子亮出来，让刀子成为规矩。如果曾祖父见对手强势，就输了那口志气，我骨血里也不会冒出那些杂质。

确实是杂质啊兄弟们，它让我深受其害。谢延说冉俊是个从头到脚的失败者，其实我才是。我曾祖父也是。他不服又怎样的？最后还是败了，败得更透，更不堪。向强权低头并不可耻，因贫穷而被女人抛弃，同样不可耻，但贫穷本身是可耻的。或许是要写历史剧的缘故，我这脑子里，便接二连三跑出麻布青衣的古人来，这时候跑出来的是秦相李斯，李斯见到厕所里的老鼠，瘦骨伶仃，又脏又臭，后来见到粮仓里的老鼠，肥头大耳，溜光水滑，都是老鼠，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他由此悟出一门哲学，世称“老鼠哲学”，这门哲学的要义有两点：第一，人生取决于平台；第二，贫穷可耻。曾祖父当年的穷，可谓触目惊心，因这缘故，他胜利地抢到一个女人，却只是印证了自己不体面的失败。

失败也是可以遗传的，这一点许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我已经遗传了曾祖父失败的基因。

把书合上，沉浸其中。我是指沉浸在泄气当中。我这才发现，泄气是一种沮丧而又美妙的感觉。泄气意味着认输，认输意味着放下。

放下了，我就想家了。

“家和家园，都是一种病”，我记起了这句聪明话，但还是禁不住要想。

对我而言，家的全部含义就是妻子。

我想妻子了。

天啦，幸亏没去榆树巷，不然怎么对得起妻子。

我妻子名叫蔡文湘，别以为有个湘字，就断定她是湖南人，她和我一样，出生于川东北傍水而居的回龙镇。我跟她结婚有多少年？前世就结了，谁知多少年。那年初夏，枇杷刚上市，我就领着她，从镇外的V型水湾出发，朝着太阳初升的方向走。太阳初升的方向是东方，这个我知道。我还知道东为万春。我对她说，猿直立行走过后，照样只会摘野果、饮鲜血、打瞌睡、捉虱子，一句话，直立行走的猿，还是猿。可这其中有个家伙，不断鼓动同伴，说：“我们现在已经很好啦，但是肯定还有比这更好的活法，肯定有，我们为什么不出去找找看？”同伴将信将疑，却还是跟着他，离开祖居之地，踏上了征程。他们走着走着，就走成了人。

蔡文湘听了，笑。

那时候她是多么年轻呵，笑起来叮叮当当的，人面照着河面，波光粼粼的。我也年轻。我们先去浙江，再去福建，再去上海，再去广东，第五站是重庆，重庆离家近，这给我们回到家乡的感觉。

你听出来了，我们还没走成人，就回到家乡了。

好在重庆究竟不是家乡，我们至少还在寻找的路上，或者说，还在成人的路上。在沙坪坝区，两人住下来，那是嘉陵江边一个破败的大杂院，破败到像是被时代随手丢弃的垃圾。这正好。这里房租便宜，且彼此为邻，白天黑夜，都是暖烘烘的高言低语。和去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先是两人都做工，做到两天敢吃上一顿青椒肉丝或香卤肥肠，就由她独挣衣食，我则坐在家里写小说，写到五天也吃不上一顿肉，我又出去做工。做了工回来，两人吵架，把那方地界吵冷，就离开。

重庆才刚刚来呢，且饮食合脾胃，菜价也不贵，因此我只做了一个月工，我妻子蔡文湘就说：“你自己写你的，我能行。”说“能行”两个字时，她的眼神像母亲一样。我的意思是，像母亲望子成龙一样。我怎么能辜负她呢？便听她的。

我在家写。

她出去干。

她干了三份活，回家来，又忙着做饭，拖地，洗衣。

这样过了四年。

四年，算一算，将近一千五百天哪。我写了不少作品——如果没有发表、没有一个读者也能叫作品的话。我一直是手写，到重庆第二年，才买了电脑。买电脑这笔钱，来得意外。某天大清早，蔡文湘扫街的时候，救了个出来晨练却突发疾病的老人，说救也说不上，是见那老人倒地，口吐白沫，她一阵妈天妈地乱嚷，把附近居民吵醒了；她嚷着跑到老人身边，脱下自己的棉衣，盖住老人的胸口，怕白沫堵了老人的嘴鼻，她用袖口不停地为他揩。不一会儿奔出个中年男人，把地上的老人叫爸爸，并将爸爸送进了医院。救治及时，没出大事。那中年男人找到蔡文湘，非给她两千块钱不可。她觉得不该收，但拿到这笔钱，手只管抖，眼眶湿润。她想哭。她就用这笔钱，为我买了台二手电脑（比谢延提供给我的这台好得多，早知道我该带来）。她想的是，我的作品没人要，多半是现在的编辑不读手写稿，一旦鸟枪换炮，我很快就能发达。

她想得没错。

我终于发表了一篇，就是那封读者来信。

那天也是奇怪，上午九点半过，我老是听到门外有人叫我：“陈永安！”数次把门打开，都不见半个人影。这钟点，上班的和上学的，都走了，大妈们不是跳广场舞去了，就是进了菜市场，大杂院安静得很，叫我的声音清晰明亮，听得真切。可开好几趟门，门外都是空的，我就来了气，索性把门敞着。叫声反而消停下来。我像胜利者那样冷笑一声，又专心投入写作。没写几句，那声音却又跑到窗口：“陈永安！”窗外是斜坡，斜到站不住一个人，差不多可叫陡坡，坡下是荒滩，嘉陵江漫过来一段河汊，养育着芦苇和水草。我去窗口张望，望见一只白头翁在追一只蜻蜓，蜻蜓没入深密的芦苇，白头翁便傻在那里，悬空拍打翅膀，发出逆流而上的船桨的声音。

然而，当我在书桌前坐下，窗口又是一声：“陈永安！”

简直没法做事了！我干脆锁了门，出去走走。

刚上马路，就见一个卖报的老人，而且我又听到叫我的声音，叫得欢快热烈，如久别重逢。我马上就有预感了，只怨我的感觉太迟钝了。我把报纸买下一份，哗啦啦翻，翻了第24版，就看到了陈永安的读者来信！

我将那报纸一直放在手边，妻子下班回来，我就把陈永安几个字指给她看。

她从背后抱住我，脸在我脖子上滚来滚去。

没滚两下，满脖子都是润滑剂。

这回她真的哭了。

我的妻子蔡文湘，真的哭了。她带着泪花子，做了饭吃，又匆匆忙忙出门，两个钟头后回来，说她去了三公里外的鞍子寺，为我卜了一卦，得四句偈语：“众恶自消灭，福气自然升，如人行暗夜，今已得天明。”

可又是两年多过去，我再没发表过一个字。

而年轻的蔡文湘变得不再年轻。到夜半时分，她常在睡梦里呻吟。是腰痛的缘故。或许还有别的痛。她醒着时，痛把呻吟声从喉咙驱赶到嘴里，她就一口咬碎，再吞回去，不让它出来。睡着了她就管不住了。她呻吟的时候，我还没睡，然而我的勤奋，包括电脑里越来越多的作品，反成了我的负疚，我的罪孽。

有天终于把我击垮了。那是个星期天，蔡文湘扫了街回来，在院坝里被人拦住了摆龙门阵，有人问：“你屋里的咋老不出门？”蔡文湘说：“我老公是个作家，全国出名的，他现在手头没书，等有了书，我叫他送你们。”说罢很轻松地笑。听的人哦哦几声，说：“难怪！难怪！”然后蔡文湘进屋来，一言不发，汗水巴拉地系了围裙，下厨房做饭。我看着她的背影。那背都快驼下去了。她把我击垮了。

不是快驼下去的背，是她那几句话把我击垮了。

第二天，我就找工作去了。

然后我们吵架，把那地界吵冷，就又离开。

冉俊又是很晚才回。他总是这样早出晚归。若只在公司做财务，咋忙成这样？那是个什么天王老子的公司？

我怀疑他跟蔡文湘一样，不只做了一份工。

我放下书，去上厕所。其实我不想上厕所，是对冉俊好奇。谢延越叫别跟他接触，我越对他好奇。好奇这个词不确切，说成某种亲缘更合适。他来镜城十多年了，就说来镜城才从娘胎里出生，十多年过去，也该开花结果，可对他，却只是一堆腐烂的时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逃不出这个低俗的真理。

他已把厕所占了，在洗脸，跟往天一样，像那脸上带着响器。不洗脸时他像猫，悄无声息，洗起脸来就呜噜子叫。洗了脸又撒尿，依然不关门，松弛的屁股朝向门口，裤腿太长，堆积在脚后跟。我心想，这家伙，若某天时来运转，成了暴发户，住进了豪宅，进厕所撒尿恐怕照样不关门吧？这样想有意思吗？没有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吗？好像又有一点，只是说不出来，说出来多半也是丧气话，干脆不说。只见灯泡悬在他的头顶，那头顶如一面淡红色的湖。我原以为，他头上根毛不存，错了！灯光尽职尽责地薅出了几根细毛，又细又软，贴皮垂挂。接着，他近乎剧烈地抖动起来，是在打尿噤。我也跟着抖，体味打尿噤时的快感。然后他冲了马桶，手也不洗，就转身出来。

看见我，他歉疚地笑了一下。

我从厕所出来时，他已开了电视。这套房，最像样的大概就是客厅，有餐桌，有椅子，有冰箱，有沙发，有电视，尽管一切都是旧的。电视明显是上个世纪的遗物，屏幕如布满白内障的牛眼，通上电，白内障徐徐揭开，变得明亮起来。声音低到近乎没有，也不知冉俊怎么听得清。或许他也没想听清，只希望多几个人影，闹热些。平时，谢延和我都只从客厅路过，基本不停留，唯冉俊在那里活动，若回来得早些，他会自己做饭，做了在客厅里吃，当然通常是带回大饼，中规中矩地坐到餐桌前，把大饼咽下去。

这明显是个渴望家庭的男人。可他的家远在有着十万大山的南国。他也没跟谁结成野鸳鸯。他是独来独往的。

现在他又在吃大饼。他买回的熟食，总是大饼，用油浸浸的牛皮纸裹着，把纸剥开，再卷几下，卷得很厚，吃得很香，大嘴下去，就缺掉一块。面前放着个铝盆，是他前几天烧的鱼汤，冻在冰箱里的。他并不去灶上加热，咬一口大饼，又用筷子去盆里剜，剜一团送进嘴里，和着大饼嚼。鱼肉早吃光了，只剩了汤，而汤凝成了固体，他就把这固体当成了鱼肉。我的牙齿咯咯打颤，胃也跟着结成了冰。可他在流汗呢。满头大汗。椅背上搭着块帕子，他吃几口，就扯过帕子在头上转着圈儿抹。

这么站在一旁观察他，是很无礼的事情。甚至是冒犯。说成是犯罪也不为过，因为你是用目光和意志把人囚禁起来。生活中，人们感觉被囚禁，并非身边围着铜墙铁壁，而是无处不在的窥探，也包括大明其白的审视。尤其是进食、排泄、做爱和睡觉，是所有生物最脆弱的时候，成为捕猎者的口中食，往往也是在这样的时候。唯有一种办法，能化脆为坚，变弱为强，那就是表演：表演进食，表演排泄，表演做爱和睡觉。表演者最强大的地方，是能将观察者变成傻子。

那么我这样盯住人家，就可能成为二者之一：罪犯或傻子。

这两种人我都不想做。

于是我坐到沙发上去，眼睛朝着电视机。

冉俊似乎这才觉察到我的存在，把遥控器递给我。我摆摆手，表明我并不想看电视，只是出来放风。他却把声音开大了。这让我心生感动。他开始调那么低声，很可能是怕影响我。他已知道我是来加入一个剧组的，正参与编剧的激烈竞争。

电视里正播放一台相亲节目，冉俊刚把声音调大，正低头把筷子伸进铝盆，一个自炫到流鼻血的女子，就斜脸翘嘴，脆声脆气地说：“我最恶心年纪轻轻就秃顶的男人。”

冉俊把头一扬，朝着电视笑：“嘿，嘿嘿。”

他笑起来有一种悲哀的气息。

要说，四十多岁，也不算老，他的头就秃成那样，很可能三十多岁甚至二十多岁就那样了，也就是说，很年轻的时候就那样了。他因此被女人嫌弃，嫌弃到“恶心”。

我装出不经意的样子，起身拿过遥控器，换了台。

谁知他说：“就看那个，好看！”

这哥们儿有自虐倾向。

自甘卑微的人，大多有自虐倾向，你相信我这话好了。自虐者就像大白天去电影院，须依赖人造的黑暗，我不小心掀开了窗帘，让你看见了光，那好，现在我把窗帘合上，把黑暗还给你。我很冒火地这样想着，摁着遥控器，要给他换回去。当然表面上做出很抱歉的样子。我希望那个女子还在。我开始有点讨厌她，现在觉得她蛮可爱的，她穿的暗格森女裙，斜脸翘嘴说话的姿势，还有簇在鼻尖上细如发丝的肉纹，都很可爱。

但气人的是，换台时很轻松，要换回去，圆溜溜的键却像九十岁的奶头，稀软，怎么摁都没反应。我便递给他。他是摸熟的，一摁就顺了。

那女子果然还在，却是在受嘉宾的批评。

嘉宾也是个女子，只是年纪稍长，也就三十来岁吧，是个电影明星，爱笑，也爱哭，笑和哭都美得慌，我是说，比不笑不哭的时候美多了，她自己也知道，因此老是笑，老是哭。但这时候没笑也没哭，她板着脸，说，男人的头发如女人的容颜，浓淡美丑，都是老天的恩典，却也是与生俱来的恐惧。

这本身就是一句聪明话，接着她说了句更聪明的话：“一切恩典都是恐惧。”

下面又是批评：“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拿别人的恐惧恶心。”

那女子听着，气焰沉于谷底，羞惭到自我厌恶的地步。我敢肯定，她并没打算在这个相亲节目上找个对象，平时为人，也远不是嘴头子上那般刻薄。她就是想出出风头而已。想出风头的人，是因为活着，却不存在，她想让自己存在。同时我也肯定，那女明星是把道德的面具打包成高贵的礼品，分发到千家万户。她也需要存在。她没有想到（或许想到了也无所谓），自己在以正大光明的方式，把另一个人推向深渊。

冉俊听了嘉宾说，该高兴才是么？但真看不出来，他咬着大饼，戳着固体鱼汤，转着圈儿抹头上的汗。每抹一次，头就亮一层。他那汗水不是汗水，是鱼籽似的油脂。精神越萎顿，油脂越泛滥。哈，我好像也说了一句聪明话。

正这么暗自得意，大门响了。

我的谢经理回来了。

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又为什么出去，我都不知道。

当然我也不应该知道。

我的腰不自觉地挺了一下，像是要起身迎接他。最终没起身，是觉得，总裁和导演都对我热情，对你冷淡，甚至不请你吃饭……我在努力与我马仔的身份作斗争。只是斗争得相对克制，毕竟，我还没挣到钱，要下次跟导演见面过后，才能决定是否录用我，是否签合同，合同一签，就能拿到百分之二十的酬金啦。但现在还没有，现在我还靠谢延养着。

冉俊像是感觉到了我们关系的变化，盯住谢延看，然后又盯住我看。

谢延没理他，只扫了我一眼，脸黑下去，直杠杠进了房间，把门关得地动山摇。

那张黑脸和那声门响，我都懂了。

我不该跟一个失败者搭伙看电视，也不该丢下惠明帝，从早亮半分钟的房间里出来。古人云，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古人把靠人养活看得最重，重到要为人家的事去拼命的地步。我一天三顿吃着谢延的，早晨吃羹，中午吃面条，晚上跟冉俊一样，吃大饼。如此这般，我怎么好意思还去跟自己马仔的身份做斗争？须知，即使斗争得很克制，也是一种背叛。

啊，我呼唤你——一千五百年前的惠明帝，你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你贵为皇帝，万人之上，人上之人，你就是神吗？可你父母、子女和皇后，不是被谋杀，就是被赐死。赐死的命令，有别人下的，也有你自己下的。“骨肉相残，是我们的命运。”做了皇帝的人爱这样说。英雄崇拜论者因此得出结论：英雄是以承受痛苦来成就历史。殊不知，痛苦是必然的，历史却是必然与偶然的合体，而必然是菜，偶然是盐，你以为菜比盐重要，那就错了，没有盐的菜，是动物吃的，不是人吃的；至于说痛苦必然，是因为欲望必然，许多时候，痛苦只是欲望的美称。

“胡说！”

一个沙哑的嗓音，裹挟着时间的烟尘，破空而来。

将烟尘剥去，就能嗅到辽阔的草原气息。

那是惠明帝。他活过来了。一个人不管死去多少年，只要有人念着，就会活过来，待活人将他忘记，他又死了。因此有的人一直活着，有的人活一次、死一次，有的人死去活来若干回。此刻，只见活过来的惠明帝，身披锐甲，挥马扬鞭，领百万之众，浩浩荡荡从长城的那一边出发，越过关隘，在连日大雨里朝镜城行进。他们已走了几个多月，镜城近在眼前。风雨和马蹄声中，惠明帝向天自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是指他正成就着的伟业。久居苦寒之地，妇女无胭脂，子孙缺衣食，他深感要种子不死，根脉不绝，须去降雨线南侧，而南侧是汉人的农耕世界，他必须让自己，也让他的所有臣民，入乡随俗。首先，他的称谓就要改，以前称单于，今后改称帝。他已经想好了，迁都镜城这年，定为惠明元年，他便是惠明帝。正如谢延所说，名分是身份的变种，改变身份是脱胎换骨。敢于脱胎换骨的人，是世间英杰，有理由自豪。

可我听说，老年人才能看见未来，而惠明帝那时候不满三十，怎么知道后无来者？再往前看，他祖先是黄帝家族的一支，早年从中原迁至嫩江流域；在他年幼时，祖母孙太后哺育他，并替他执掌朝纲，用汉臣，袭汉制，且致力于为他传授儒家经典，因此移风易俗，孙太后早就在做了，他无非是走在祖母开辟出来的道路上，算不上前无古人。

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结局当中。

惠明帝也不例外。

只是他把这些都忘了。

忘记意味着背叛。

惠明帝跟我一样，是个背叛者。

不同之处在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背叛，并尽可能压服，惠明帝却是坚定的背叛者。背叛的结果，是在他死后三十余年，他的国家就灭亡了。

他既是一个背叛者，也是一个失败者。

“惠明帝怎么可能是失败者？他点燃自己的心，照亮了两个民族！”

是谁在说话？

这话让跟我慢慢亲近起来的惠明帝，又退到了时间的深处。失败者只和失败者亲近。唯有把惠明帝，也把世间所有人，都定义为失败者，我才能找到感觉。

别以为我是心胸狭隘，更别以为我是在诅咒谁。

兄弟们哪，我谁也不诅咒，我这是慈悲。

…………

（节选自《钟山》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