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我国图书“走出去”“走进去”

■张纪臣（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11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的研究和评价，对于促进我国图书“走出去”“走进去”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内出版社了解国外需求和市场动态的重要窗口，每年都受到业界广泛关注和重视。

今年活动主题是“海外馆藏影响力与融合出版”，将海外馆藏影响力与数字融合出版结合起来，可以说符合当下出版潮流，也符合海外馆藏资源建设趋势，并适应海外读者阅读习惯和内容知识获取的新变化、新特点。

众所周知，全球馆藏资源建设由于受到物理空间限制和人们阅读习惯的变化和影响，正在加速向数字内容的采购、管理和使用方面转型。今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出版物进入海外馆藏中11%是数字出版物，其中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研究出版社等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内容都被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品种数量名列前茅。所以，报告的数据结论对指导出版社和有关方面更好地做好“走出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模式“走出去”“走进去”，特别是走进海外的学术高地、海外的主流渠道、海外的大众阅读。

发挥出版业主体作用 以图书传播好中国故事

■赵启正（中共第16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原副市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第11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我在1998年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之后开始注意到我国图书的对外发行，当时我国的图书外贸存在很大的逆差。1990年代末，我国很多对外出版的书籍没有书号。当时对外传播不需要书号，只需要对外征订就可行，但实际上征订不了多少。后来即使有了书号，没有进入国外的销售渠道，能够传播的也很少。更不知道有多少图书进入了他们的图书馆。海外馆藏研究解决了这个“不知道”的难题。

通过海外馆藏研究，得知我的一本书《江边对话》被130多个国家的图书馆收藏，这让我非常吃惊。这项研究以全球化的视角，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确切的参照。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有很多途径。中国图书讲的就是中国故事，这是一个容易传播且有巨大生命力的中国故事的载体。把中国故事通过中国图书传出去，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个长期任务。要了解国外图书馆藏书，从选择作者、主题，到选择好的译者，都考验着出版社的基本功。在选题策划环节，就要考虑外国人是否感兴趣。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说过，“作者要理解你面对的是外国人，不要用中国的叙事，要接近外国文化”。

今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特别公布了中国出版机构数字出版物排名，现在是数字时代，我国的数字出版物不能落后，仍需努力。放眼世界的出版格局，加快融合出版步伐，出版界承担的主体责任，是否也包括传播的主体责任？中国出版业应该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向世界提供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为实现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作出贡献。

馆藏数据分析成为新闻传播学效果研究新方法

■袁 军（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原副校长）

海外馆藏研究围绕中华文化“走出去”，国际传播效果研究、效果评估这一难题，从全球范围图书馆的馆藏量，揭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某一领域的基本状况，找到了客观量化科学评估传播效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效果研究提供了客观、科学、可集合的数据和研究方法，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应用实践和学术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在学术界，馆藏数据分析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一个新方法，广泛用于图书、期刊、报纸等海外传播范围的核心数据。用馆藏数据撰写的硕士、博士论文以及研究报告、专著越来越多。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提到“用馆藏数据评价图书等同于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传播技术革命，作为大众传播核心领域的新闻出版业，毫无疑问也被深深地卷入数字化浪潮之中。先是在科技学术等专业出版领域，如医药、工程等专业数据库的出现。紧随其后的是全世界图书馆系统将各种历史档案进行文献的数字化。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为例，每年要拿出约1000万元购买各种数据库。全校使用率最高的是中国知网、各种外文数据库、专业文献数据库，而图书馆的实体图书流转率远远不及数据库的使用率。

对此提出两点合作建议：第一，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中国开设语种专业最多的高校，目前开设了101种外语课程，其中40多种为北外独有。依托雄厚的外语和国际化办学资源优势，2021年北外开始招收国际出版专业硕士。今年出版被升格为可授予博士学位的专业学术类别，这对于出版学科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北外将以此为契机，大力加强国际出版学科建设。第二，北京外国语大学从延安走来，是党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大学，具有纯正的红色基因。建校80多年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涉外人才，希望在对外翻译出版、版权贸易、中外出版交流等方面与各大出版集团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在学术出版方面为全世界学者提供基本研究素材

■姜 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图书的海外馆藏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知识层面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海外馆藏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形成了基本的理论范式，也就是根据一本图书的海外馆藏数量确立该本图书的传播范围大小，进而代表了潜在读者的数量、人群特征。这意味着通过进入海外图书馆的图书品种，可以基本确立出版机构的海外影响力，由此也支撑着世界图书馆的惯例，每隔一段时间都基于不同语言、国别的出版机构进行评估，确立不同领域相关学科的核心出版机构。如此，这项研究将每年进入海外图书馆的图书品种称之为中国出版社的知识生产水平是科学、合理的。

以海外图书馆收藏中国出版的中外文书目数据，作为评估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的核心指标，是一种基于第三方客观数据的研究。这种标准是客观的、可稽核的。这正是这项研究获得出版界广泛认可的原因。欧美图书馆系统高度发达，以美国为例，每5公里就有1个图书馆，全美国有14万个遍布于城市、乡镇、社区的图书馆，且对任何人开放。由此来说，中国的图书进入欧美图书馆系统的数据是公开的、随时可查的。

一个数据库产品的设立，同样具有学理、价值的框架贯穿其中。要想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必须在学术出版的组织、生产方面，为全世界学者提供最基本的研究素材，特别是便捷的数字化的垂直性文献和数据库产品。在这方面，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为中国出版业进一步改进自己的生产与传播方式，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

以图书为载体系统构建国际中国知识体系

■徐宝锋（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中国出版和国际出版融合发展已经是必然趋势。中国内容如何通过出版这艘航船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落地、接受、反馈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海外馆藏数据标准堪称中国内容海外落地效果的“金标准”，对于中国出版界对照性地检视中国表达的国际接受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长期从事汉学与中国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作，与100多个国家的近千名汉学家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对中文和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轨迹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对此，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系统的国际中国知识体系亟需建立。根据海外馆藏数据统计，全球4万家图书馆的中文图书馆藏2022年呈明显下降态势，入馆收藏总量仅15200余册。除欧美主要国家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学家所能接触到的中国出版物非常有限。以波兰和蒙古为例，目前译为波兰语的中国图书仅有340种左右；蒙古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图书只有664种，每年译为蒙古语的图书不足30种。加之一些翻译出版物质量参差不齐等原因，海外还缺乏以图书为内容载体，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基本条件，中国图书出海的数量和质量对于系统构建国际中国知识体系具有重要影响。

第二，中国出版业的进出口逆差和落差非常明显。2020年中国图书出口总量为665.64万册，出口金额为2803.55万美元；图书进口数量为3223.69万册，进口金额为23137.80万美元。作为全球最大的数字知识进口国，中国电子数据库资源进口金额比例从2012年的35%增长到2019年的99.74%。相比之下，中文电子数据库建设的数量和售卖金额与国际市场存在巨大落差，出版界在数字融合出版方向上亟需发力。

第三，中国学术出版与国际学术体系的话语融合存在巨大短板。学术出版是出版皇冠上的明珠，但海外少有像《剑桥中国史》《剑桥中国文学史》这样在国际学术市场畅销和常销的经典名作。除少数科技类图书外，大多数中国学术著作没有进入海外学者的学术引文体系。我国现有学术期刊6430种，但大多数的国际影响力偏低，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期刊。尽管国内人文社科类期刊上每年发表的SCI论文多达百万篇，但引用率远低于世界平均值。

欣喜的是，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以全球化的思维展现了其对于中国出版话语体系的适应性、全球性的思考。中国出版具有放眼世界的出版格局，未来将通过加快融合出版步伐，在向国际社会立体、全面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切实承担起中国出版的主体责任。

不忘初心 创新发展

■林佳红（中华书局副总经理）

中华书局“走出去”紧密围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品牌定位，顺应数字化发展，近年来重点开展了电子书、有声书、数据库和数字平台等出版融合发展工作，不断探索中国出版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

深耕出版内容，促进图书海外收藏。好的内容和作品是“走出去”的前提。中华书局是古籍整理及传统文化出版重镇，出版的学术图书受到海外学者、读者和收藏机构重视，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深入了解和研究的需求。据历年报告统计，书局从2011年到2021年被海外图书馆永久收藏7448种图书，相比11年间的新书出版总量，海外馆藏率超过了90%。

进行全版权运营，加强版权输出。在多媒体出版的格局下，维护版权和合理运营是战略性的事业。“十三五”期间，书局向海外输出版权900多种，输出语种30多个、国家和地区50多个；获得“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资助项目近百种。

大力发展融合出版，扩大数字化对外传播。数字化内容、产品和服务是“走出去”的关键，数字化传播是“走出去”的有效方式。书局近年加强了电子书授权、数据库等数字产品的销售和海外数字平台服务。不断增加电子书的海外销售品种和覆盖渠道，2021年海外销售450个品种，覆盖亚马逊、ProQuest等海外渠道及图书馆、研究所等海外机构80余家。以专业化知识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海外数据库产品销售和数字平台服务。“籍合网”是书局古联公司建设运营的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中华经典古籍库”是其核心产品，至今收录5000多种整理本古籍，累计资源总量超过20亿字。自2016年开始为海外用户提供服务以来，已有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柏林国立图书馆等49家海外用户。为这些海外机构持续服务，不断提升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力的同时，每年带来数百万元的营收，实现了“走出去”的双效统一。

坚持特色化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赵卜慧（研究出版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社长）、总经理）

2021年研究出版社有56种图书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名列全国第52位，跻身出版社百强榜，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回顾近年来的工作，我主要有四点体会。

第一，中国图书海外馆藏数量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是衡量出版业知识文化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基于第三方客观数据的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为出版人提供了世界机构市场对于中国大陆出版物的反馈，有助于我们明确历史定位。

第二，出版作为传承文化、传播文明的重要载体的地位从未改变，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我国出版业近年来取得辉煌成就，也面临巨大系统性风险，出版人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回归本位、做强主业，高扬传承文化、传播文明的旗帜。

第三，优秀的知识文化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出版人必须聚焦知识文化生产、传播的主责主业，履行发现、把关、提升、推广等职能，不断推出高品质图书。今年报告显示，海外图书馆永久收藏中国大陆图书品种数持续走低，从2017年的2.96万种降至2022年的1.5万种。其中固然有政治、经济、疫情等原因，但也不排除图书本身吸引力下滑的现实。相对于我国每年20多万种新书，不足8%的海外馆藏品种还是偏低。这为我们提出了警讯。

第四，中小出版社必须持之以恒走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聚焦深耕讲好中国故事，扎实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近年来，研究出版社紧扣主题出版主线，深耕中国道路的学术化表达和中华文化的现代化阐释，围绕脱贫攻坚、马克思主义和党史党建、社科前沿等主题深度开发，取得一定成效。

综上，关注中国图书海外馆藏数量及其研究，保持战略定力，聚焦知识文化生产、传播的主责主业，走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扎实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让全球读者感受当代中国文学之美

■张在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

多年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在图书出版和“走出去”工作中，聚焦大众读者，坚守当代优秀文学原创，做好出版者、策划者、阐释者和传播者，积累了一些经验。

坚持原创文学出版，形成持续影响力。原创华语文学出版历来是我社的核心板块，经过多年努力已逐渐形成品牌影响和市场号召。文学名家原创产品线受大众读者追捧，今年被列入馆藏数量最多的图书包括贾平凹《自在从容》和池莉《从容穿过喧嚣》；以“新坐标”书系为代表的当代实力派中青年作家产品线和以 “新青年”书系为代表的新锐作家产品线，也广为中外读者关注；我社的“凤凰诗库”聚焦当代诗歌名家精作，已成为国内诗歌出版的高峰品牌。这些成果也极大吸引了海外阅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构建文学出版新业态，做好破圈传播。中国原创文学作品获得世界关注，首先要做好图书出版和宣传推广工作，在国内学术界、出版界和读者中获得影响。在当前数字化分流和疫情影响情况下，我社集中在三个方向开展工作：一是将出版延伸到创作环节，二是创新文学的传播方式，三是拓展文学多元价值。让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走向海内外的读者。

积累海外影响力，形成有效阅读。中国当代文学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深耕华语文学图书“走出去”，实现中文图书在全球的“有效阅读”。我社每年有近50部图书输出海外，作家苏童、池莉、周梅森、丁捷的多部长篇小说售出多语种版权，影星成龙自传输出12个语种、20多个国家。图书版权输出后，还要关注如何出版，如何被海外读者“有效阅读”。我们曾将池莉《她的城》、迟子建《白银那》输出到泰国，邀请泰国诗琳通公主翻译，两本书均成为泰国的超级畅销书，《她的城》在泰国加印8次，总销量达4万册。

以“服务全球读者”为愿景，讲好中国故事。当前国际形势变化莫测，文化“走出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社在新形势下不断探索，寻求更有效的传播方式。已获得数十个重要文学奖项的长篇小说《有生》，出版1年多，输出4个语种；诗集《奇迹》成功输出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作为原创文学出版者，我们以“服务全球读者”为愿景，希望借助包括“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这样高质量的国际市场信息反馈，探索图书出版与文化传播规律，提升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