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于江苏常州举行的“新山乡巨变与新乡村书写”主题论坛，从高晓声谈起，又谈回到高晓声，不只是因为论坛在这位以《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等作品为人熟识的作家的故乡举办；不只是因为在论坛举行前颁发了首届高晓声文学奖，用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的话说，这个奖要让依然关心中国大地的作家找到方向，为未来乡土文学小说提供标杆；也不只是因为高晓声是写了很多优秀乡土文学作品的作家，而是因为与会专家不约而同想到一个问题：以高晓声的创作为历史镜像，当下经典文学源流还能否与新时代乡土现实汇合相撞，激变出文学史上的“第四次山乡巨变”？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在致辞中谈到了这个概念。他说，从文学与现实的勾连来看，中国社会发生了四次山乡巨变：第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实行土改，以丁玲为代表的作家创作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一批文学经典；第二次是合作化时期，诞生了柳青、周立波、赵树理等知名乡土文学作家；第三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贾平凹等写了一批反映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文学作品。“第四次就是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是中国在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完成之后，以农村现代化、共同富裕、生态建设等为特征的山乡巨变”。
正是为了回应这个时代对文学的召唤，推动产生一批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经典作品，塑造一批新的文学典型形象和新时代文学地标，激活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传统，并推动在山乡巨变一线的民间写作者书写自己的生活，中国作协提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这一计划“不要急功近利的、主题先行的、简单图解政策的、宣传口号式的作品，也不要粗制滥造的、歌功颂德的、好人好事式的作品，需要的是充满艺术创造性和想象力，充满思想深度和人性温度的优秀作品”。吴义勤坦言，活动启动以来，收到了数百部投稿作品，遗憾的是佳作很少。为此，他再次呼唤：“我们不要主题先行、图解政治、宣传口号的，我们要人性的、想象的、文学的。”
只是以评论家何同彬的观察，近年来，关于新山乡巨变的书写层出不穷，被广泛认可的扛鼎之作却比较少，一些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更是除了“主题”对了，其他都是错的，这严重制约着主题创作的发展。此外，很多作家都有“现实感”的误区——或图解政策，或卖弄表面化的地方风土人情，或以流量思维对乡村进行博人眼球的奇观化处理。他由此提出，乡土书写不能回避巨变过程中的矛盾斗争，不能回避中间人物、负面人物，不能回避对问题的正视，对人性的凝视。
作家罗伟章对此有切身体会。他坦言，和路遥、张承志等前辈作家相比，现在许多乡土作品的生命活力在变弱，都给人感觉比较“软”和“蔫”，那种来自大地深处、生命内部的元气，那种使人物“不得不如此”的力量，正在萎顿、萎缩。“许多作品推动故事依赖的是叙事策略，但作品里的‘人’是没有主体性的，故事席卷了人物，而不是人物创造了故事。当故事成为了主角，作品就必然丧失了‘人’的光辉。”
在罗伟章看来，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许多作品只紧盯着“山乡巨变”的时代轮廓，却没有能力和耐心去发现生活的细部，无法让那些政治的、社会的元素转化为审美，也就无法文学地把握生活与时代的本质。“审美的力量来自细节，这是文学的重要规律。”由此，他建议作家们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我们是否具备强大的主体性，是否拥有感知时代复杂性的能力？”
话虽如此，“能不能”的背后，首先还是得看作家们“愿不愿”。何同彬直言，现在一些作家从身体到心灵都远离了土地，怎么能写出真正的山乡巨变呢？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建议借鉴“三明治”“真实故事计划”这些平台的既有经验，鼓励真正有乡土经验的文学素人开展非虚构写作。青年评论家刘阳扬也认为，新时代乡土书写，或许可以继续强化文学地标，推动文体新变，引入非虚构这一文体样态来革新当下的乡土题材写作。
这不失为一种好的路径，但无论是素人还是作家，无论是虚构写作还是非虚构写作，都需要理清一些疑惑。江苏省作协名誉主席范小青表示：“新山乡巨变，重点是‘新’和‘变’，农民的观念、生活习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怎么样？”但在追踪“变”的时候，范小青又产生疑问：较富裕地区的新乡村、新农民，和城市、和市民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在她看来，有差异才会有文学，找到农民之为农民的身份殊异性，是新乡村书写的起点。
作家朱辉深以为然，他近期最感疑惑的问题是：现在农民这个身份怎么界定？农民和农产品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这要看他们是不是农产品的生产者。在农村出生、长大的评论家王彬彬深有同感，他注意到这样的景象：“过去农民养鸡养猪种粮，但现在很多农民都不种粮食了。广大乡镇企业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靠打工的钱反哺乡村。”评论家、作家王尧近年回到故乡，也很明显地感到乡村的人文结构被颠覆了，昔日村民生产日用的遗迹已被当作乡村文脉保护起来，欣慰之余，他也以此推演：当代文学中的乡村形象，是作为密实鲜活的生活样态，还是作为供城市读者赏玩的风景？乡村里一些类似的变化，也让范小青印象深刻。她注意到，当前很多地方建有特色小镇，虽然精美，但规划思路雷同，多元化的乡村生态被框定的“特色”所凝固。她还了解到一些人四五十岁之后突然开始写文学作品，他们大都是农村的拆迁户，分房以后开始寻求精神生活。“对于这些新的现实和新的人物，该怎么认识，怎么去写，都需要深入思考。”
不仅如此，在传统农耕观念、农业文明遭到颠覆的时刻，乡土文学的内涵和边界也随之衍变、扩张。作家胡学文表示，他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只是具体写作的时候不会有很明晰的区域性定义，他自然会想到，一个乡村整体搬迁到县城或乡镇后，人的生活、情感、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始终还有一个不变的东西。“至于这变与不变之间，是怎么互相影响的，我也没琢磨透，因为没琢磨透，可能才有写作的欲望。”
但或许只有琢磨透了，作家们才会有更深切的感悟。作家余一鸣近年来专注圩田文化对平原农民的影响，为了创作，他多次深入调查，对当代乡村现实多了理解。他认为，当前乡村值得关注的变化包括：大学生村官下乡和农民的融合、农民进城赚钱回哺乡村、扶贫工作的反复、生态领域的还湖退田。“因为时代的剧烈变化，很多农民有很大的心理上的不适应，这都是要厘清的。”
要厘清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有赖于作家沈念所说的“建立新乡土意识”。“这就要求作家不困囿于过去的经验，重新认识广阔无边的新现实，重新积累对历史、生命与情感的认知，重新认识乡土大地上人、乡村结构、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所发生的新变化，以一种平等、虔诚的情感姿态，塑造有精神底色、现实逻辑的新人物形象，既赓续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又融入现代性的观念。”
事实上，乡土书写是可以很现代，这也是毕飞宇和《收获》主编程永新读高晓声小说《钱包》《鱼钓》时所共同感受到的审美喜悦。毕飞宇说，自己当年读高晓声的《鱼钓》，真是吓了一跳。“我没想到在那么多年之前，高晓声就为我们提供了如此杰出的文本。”那时，他应王彬彬的邀请为高晓声撰写评论，因而系统重读了高晓声的作品。“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相信了王彬彬教授的判断，享有盛誉的高晓声被我们低估了，他依然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去探索、去深化。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是一个到了晚年开始迅速生长的作家。”
程永新也有相近的感慨，他年轻时候听前辈编辑说起高晓声，就有了这样的印象：高晓声是一个被改造成农民躯壳的作家，但他有那种向往现代的灵魂。后来通过阅读，他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反差。“高晓声的作品中，我最喜欢《钱包》和《鱼钓》。《钱包》不仅是具象的钱包，《鱼钓》也不是具象的鱼钓，它们都有超现实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也跟他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在程永新看来，现实主义是一棵参天大树，但是这棵树上也能结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果子。“高晓声他们那一代作家，也自觉不自觉地有那种对生活、对灵魂、对艺术自觉接轨的意识，这是今天特别要去继承的东西。”
而高晓声的写作，也是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才有了至今对我们依然有启发的新变。评论家丁帆表示，乡土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鲁迅开始，乡土文学一方面不断与新的乡土经验发生深刻勾连，一方面不断在汲取以往写作传统的基础上发生“蝶变”，沉淀为新的书写传统。高晓声是其中一位深受鲁迅影响的代表作家。以评论家何向阳的理解，鲁迅的小说至少可以分出三个线头：一个是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对农民问题的思索，一个是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开掘，一个是以《祝福》《伤逝》为代表的对女性问题的关切。“高晓声恰恰延续了鲁迅对于农民思索的线头，他用艺术的手法将改革开放时期农民的所做所想写出来，丰富了中国文学谱系的农民形象。时代之变见于陈奂生的一生，农民之变见于高晓声的笔下。”
换言之，高晓声的乡土文学作品，既写出了外在的山乡巨变，也写出了农民灵魂深处的秘密。何向阳由此表示，记录时代固然是文学的使命，但文学也要“向内转”，去解决人的精神、灵魂上的问题。但文学再是表现人性、揭示灵魂，也还是需要有具体的依托，评论家郜元宝提出自己的疑惑，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之大，各地的文化历史和现实处境差异很大，写这个地方的农民，怎样让其他地域的读者跟你共鸣？乡土叙事又当如何获得地方性、国族性和世界性的融通？他倡言作家们寻求“聚焦”以达成情感共振。“乡镇连通城乡就容易聚焦，路遥其实也是从这个角度克服了地域的隔绝，取得共通性。”
如果是怀揣写出“史诗”的雄心去审视今天的新乡村书写，丁帆认为，作家们有必要加强“从历史链条看乡村世界”的书写逻辑。在他看来，周立波《山乡巨变》之所以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除了在人性描写上凸显的艺术魅力外，还在于他的历史思考的超越性。“我们的作家如能观察到历史巨变中的深层话题，用‘第三只眼’穿透‘第四堵墙’，还乡村巨变以真实的面貌，其文学史的意义一定是指向未来的。文学的‘史诗性’就是让作品一直活着，让它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让它在未来的阅读者当中仍然葆有鲜活的审美意义。”
